观潮｜“大金砖已经成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 ——钱峰、徐飞彪谈金砖国家合作20年与下一个10年
新德里九月午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现场，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梳理了金砖合作20年的发展脉络。台下坐着的是已扩员后的成员国代表——这场面本身，就是过去三年金砖机制最显著变化的注脚。
2024年扩员前，金砖五国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占全球31.5%（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扩员后，这一比例升至约35%，人口覆盖近全球一半。数字的变化是直观的，但数字背后的机制张力，才是理解金砖当下与未来的关键线索。
[IMG:1]扩员不是终点，而是压力测试的起点
2024年1月，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阿联酋、沙特阿拉伯正式加入金砖。这是金砖机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容。从“金砖五国”到“金砖十国”，成员国的经济体量、政治体制、外交取向差异显著扩大。
扩员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对外，而是对内：协商一致原则在十国框架下如何运转？沙特与伊朗在地区安全议题上立场相左，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在尼罗河水权问题上存在长期争端。这些双边矛盾被带入同一个多边平台，意味着金砖的议程设置必须更加精细，否则容易陷入议而不决的困境。
2025年，金砖新开发银行批准了首批面向新成员国的基础设施贷款，总额约24亿美元（新开发银行2025年度报告）。这一动作被解读为机制运转正常的信号，但贷款审批周期较五国时期平均延长了约四个月，内部协调成本上升是客观事实。
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在讲话中将金砖定位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这一表述有两层含义：一是金砖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引领作用，二是金砖自身就是全球南方诉求的集中表达者。
全球南方并非一个同质概念。拉美国家关注债务重组与大宗商品定价权，非洲国家聚焦工业化与基础设施融资，东南亚国家更在意供应链韧性与数字贸易规则。金砖能否把这些分散的诉求整合为可操作的共同议程，决定了它作为“第一方阵”的实质成色。
[IMG:2]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2025年金砖外长会晤后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的表述从“呼吁”升级为“要求设定明确时间表”。这一措辞变化背后，是金砖国家对现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迟滞的集体不耐烦。但“要求”之后能否转化为实际推动力，取决于金砖国家在IMF内部的投票权重与协调能力——而这恰恰是金砖机制尚未完全解决的短板。
20年节点上的务实评估
从数据看，金砖20年的成果集中在三个维度：新开发银行累计批准项目超过120个，承诺资金约350亿美元（新开发银行2025年数据）；应急储备安排初始规模1000亿美元，但实际动用次数有限；贸易投资合作方面，金砖国家间贸易额在过去十年增长约六成，但增速在2023-2025年出现放缓。
这些数字提示一个基本判断：金砖的制度化建设取得了可验证的进展，但机制的实际使用效率与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融合深度，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扩员带来了更大的代表性和更丰富的资源池，也带来了更复杂的协调难题。
新德里会晤的议题清单上，除了传统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合作，还增加了人工智能治理、跨境支付系统互联等新领域。这些议题的设置本身就说明，金砖正在从“对话平台”向“规则塑造平台”转型。转型能否成功，不取决于宣言的措辞，而取决于成员国能否在具体议题上形成可执行的最小共识。
[IMG:3]20年是一个适合复盘的节点，但不是终点。金砖的下一个十年，核心命题不是继续扩大规模，而是如何在异质性增强的条件下，保持机制的决策效率与行动能力。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新德里会晤只是新一轮探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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