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的张爱玲，写下了这篇美人迟暮的散文，韶光易逝青春难在
被“换名”的《陕北柳》
2004年8月，李治山在陕西横山老家写下散文《陕北柳》。那年他47岁，已经发表文学作品十五年。文章写的是黄土高原上一种普通的树——耐旱、皮实、扎根深。他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这篇不足两千字的散文会以另一个人的名字反复出现在语文教学读物里。
2026年8月，李治山在个人微信公众号贴出泛黄的报纸和杂志原件：2004年10月14日，《宁电报道》副刊首发；同年12月，宁夏文联主办的《朔方》杂志以《陕北柳（外二篇）》为题再次刊发。200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西北电力职工文学丛书”收入他的散文集《草花如莲》，《陕北柳》被放在开篇位置。这些发黄的纸页构成了一条清晰的版权链条。
但在另一条线上，这篇散文被署上了“朱景敏”的名字。《语文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3期刊载的《陕北柳》，署名朱景敏，文末标注“选自《散文百家》”。李治山说，近年来这篇署名他人作品的《陕北柳》被多本中学生课程读物选用，“学生们读到的作者不是我”。
迟到的追责
李治山第一次知道自己被抄袭，是在几年前。一位北京的版权负责人联系他，说在策划一套儿童课外读物时选中了《陕北柳》，查询最早的版权归属后，通过中国电力作协和宁夏作协辗转找到了他。当时李治山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维权的事情太繁琐，分身乏术，慢慢就忘了”。
真正让他决定不再沉默的，是检索方式的改变。他在公众号文章里写得很直白：把这件事发布出来，“这样豆包等AI软件能捕捉到这个信息，人们检索的时候至少能显示《陕北柳》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李治山”。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署名权被消解在算法里，比文章被抄走更难接受。
2026年8月28日，记者电话联系了曾刊发署名“朱景敏”《陕北柳》的《散文百家》编辑部。编辑部相关负责人承认，当年刊发时技术手段有限，查重条件不发达，“这个投稿人欺骗了杂志编辑部，隐瞒了自己抄袭身份”。该负责人表示，杂志社肯定会对抄袭者追究责任，“他欺骗了我们杂志，欺骗了读者，对原作者也构成了侵权”。编辑部后续将配合追责。
截至发稿，记者未能获得署名“朱景敏”一方的回应。
谁在为抄袭买单
公开资料显示，李治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银川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文学作品300余万字，多篇作品被《读者》《青年文摘》等刊物转载，多篇作品被选为中学生读本。对于一位以文字为业的人来说，作品被换成别人的名字进入课堂，伤害的不只是个人权益。
《散文百家》编辑部提到的“技术手段限制”，指向一个现实问题：2004年到2014年，国内文学刊物的查重机制远未普及，投稿者靠一纸声明和自我承诺就能发表作品。抄袭成本低，追责成本高。原作者要证明署名权归属，需要调取旧报刊、联系首发单位、核对时间链条，过程漫长。李治山当年选择放弃追责，正是这种成本的直观体现。
更值得留意的是下游环节。那些选用《陕北柳》的中学生读物，大多标注“选自《散文百家》”，而非直接向原作者核实版权。选编者信任了期刊的原始署名，学生和教师又信任了选编者的判断。抄袭的后果沿着这条链条层层传递，最终落在课堂上那些不知道原作者是谁的孩子身上。
李治山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了这场漫长的侵权：把证据贴出来，让算法记住真正的作者。这或许不能立刻改变什么，但至少下一次有人检索《陕北柳》时，会看到两个名字并列存在，以及一个写作者持续了二十年的坚持。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