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3日
国际

委内瑞拉资产博弈:第三方制裁的外溢效应

委内瑞拉又卖给美国,在变卖与收回之间,来回横跳;美军高层警告无力维持对伊朗作战

加拉加斯港口的一艘油轮,折射出全球能源供应链中的法律冲突

2026年9月初,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委内瑞拉何塞港,正在装载稀释原油。港口调度数据显示,这批货物的目的地标注为东亚。同一时间,大西洋彼岸的某国财政部官员正在审查一份新的制裁合规指引,涉及与委内瑞拉石油交易相关的航运、保险和结算环节。两幅画面之间,是国际能源贸易中日益尖锐的管辖权冲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9月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和委内瑞拉的合作受到国际法和两国法律保护,与第三方无关,更不应该受到第三方干扰。他还强调,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这一表态的背景是,针对委内瑞拉的次级制裁压力在2025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加大,多家从事中委能源贸易相关服务的企业被列入限制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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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在承受“合规溢价”

从中委能源贸易的产业链条来看,压力并非直接作用于石油货物本身,而是集中在航运保险、美元结算代理、港口引航服务、船级检验等技术环节。根据国际航运公会(ICS)2026年6月发布的《制裁合规对全球航运成本影响评估报告》,涉及被制裁国家的航次保险费用较常规航线平均高出220%至340%,统计口径覆盖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间全球前20大保赔协会的承保数据。该报告同时指出,中小型航运企业因合规成本上升而退出相关航线的比例,在2025年达到18.7%。

这一数据揭示了一个关键问题:制裁措施虽然表面针对特定国家的***实体或国有企业,但其实际效果经由全球化的服务业网络放大,波及了航运、保险、银行、港口运营等多个行业。中国石油流通协会2026年7月发布的行业简报显示,中国独立炼厂从委内瑞拉进口原油的到岸综合成本中,物流与保险相关支出占比已从2023年的12%升至2026年上半年的21%,数据来源为该协会对38家会员企业的月度统计。

“长臂管辖”与主权合作的法律张力

国际法层面,中委之间的石油合作基于两国***间协议和商业合同,其合法性来源是双边主权行为。而第三方制裁的依据则是其国内法中的“次级制裁”条款,即惩罚与制裁对象进行交易的外国实体。两种法律体系的冲突并不新鲜,但在委内瑞拉案例中体现得尤为典型。

从历史脉络看,美国对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系统性制裁始于2019年,最初针对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及其美国子公司雪铁戈。此后制裁范围多次调整:2022年曾短暂放宽部分限制,允许雪佛龙恢复有限生产;2024年随着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形势变化,制裁再度收紧。2025年7月,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更新了针对委内瑞拉的第13850号行政令合规指引,将“实质性协助”的认定范围从直接的货物交易扩展至航运保险、船舶管理和燃料补给服务。这一变动直接推高了第三国企业参与中委能源贸易的合规风险。

中国***在多个国际场合反复强调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的立场。2025年9月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单边强制措施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损害受影响国家的发展权和人民的基本生计。这一立场与中方在委内瑞拉问题上的具体利益相互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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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的经济现实与石油出口依赖

要理解这场博弈的烈度,需要回到委内瑞拉自身的经济结构。根据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2026年8月发布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委内瑞拉7月原油日产量为92万桶,较2023年的74万桶有所恢复,但远低于2014年约230万桶的水平。石油出口收入占委内瑞拉***外汇收入的比重超过90%,这一数据来自委内瑞拉中央银行2025年年度报告。在这样高度依赖的格局下,石油出口的去向和结算方式直接决定了马杜罗***的财政空间。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海关总署2026年1月发布的年度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自委内瑞拉进口原油约1280万吨,占委内瑞拉出口总量的约35%。这一比例使中国成为委内瑞拉石油的最大单一买方。对于中国而言,委内瑞拉原油在中国总进口量中的占比不足3%,但其重质含硫原油的品种特性契合部分独立炼厂的装置配置,且交易价格通常低于布伦特基准价。这种结构性互补是中委能源合作持续的经济基础。

第三方制裁对中国企业的实际影响路径

制裁对中国企业的传导路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是支付结算渠道的收窄:多数国际银行因担心被次级制裁波及,拒绝处理与委内瑞拉相关的美元支付,中资企业不得不依赖更复杂的结算安排。第二是航运保险的可获得性下降:国际保赔协会集团(P&I Clubs)中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约90%的13家成员中,绝大多数已停止为涉及委内瑞拉石油运输的船舶提供污染责任险和战争险。第三是设备与技术服务供应的中断:委内瑞拉石油行业长期依赖进口的钻井设备、催化剂和炼化配件,美国制裁下这些物资的供应来源大幅收缩,中国企业参与委方油田技术服务项目时面临设备和软件授权限制。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2026年5月发布的《海外油气合作风险报告》指出,在涉及受制裁国家的项目中,中国技术服务企业的平均合规成本占项目总成本的比例已从2020年的2.3%升至2025年的7.8%,统计范围涵盖中东、拉美和非洲的23个重点项目。该报告同时提醒,合规成本上升正在改变中国石油服务企业在拉美市场的竞争格局,部分中小企业被迫退出,大型企业则通过设立专项合规团队和调整合同结构来应对。

多维博弈下的委内瑞拉策略选择

委内瑞拉方面的应对策略也在演变。马杜罗***一方面推动石油交易的“去美元化”,尝试以人民币、欧元和加密货币作为替代结算货币;另一方面加强与伊朗、土耳其等同样面临制裁压力的国家的技术合作,以绕过美国的技术封锁。2026年4月,委内瑞拉石油部长在一次行业会议上透露,委方正与多家亚洲技术供应商谈判油田数字化改造项目,希望以非美技术标准替代传统的美国石油学会(API)设备认证体系。这些努力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抵消制裁带来的效率损失,但正在缓慢改变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运作生态。

从行业影响角度观察,第三方制裁在此案例中的外溢效应已超越中委双边关系,触及全球能源贸易规则的底层架构。当世界第三大原油进口国与一个被系统性制裁的产油国之间开展合法贸易时,第三方国内法试图对该贸易链条上的服务提供者施加约束,这实质上是管辖权在全球商业网络中的竞争性扩张。每一个航运公司、每一家保赔协会、每一间结算银行的选择,都在事实上参与了一场关于“谁的法律适用于全球贸易”的实践性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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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能源地缘格局中的位置变化

将视线拉远,委内瑞拉资产博弈发生在拉美能源地缘格局整体调整的背景之下。巴西深水盐下油田产量持续攀升,圭亚那成为新兴产油国,阿根廷瓦卡穆埃尔塔页岩区加速开发,拉美在全球石油供应版图中的权重正在重新分配。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26年6月发布的《2026年中期石油市场报告》,拉丁美洲2025年原油和凝析油日产量达到940万桶,其中巴西占约430万桶。委内瑞拉尽管储量全球第一,但在实际产量上已被巴西和墨西哥超越。

这种区域格局变化对中国的能源采购多元化具有参考意义。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自巴西进口原油约4200万吨,自拉美地区总进口量约为7500万吨。委内瑞拉在中国拉美石油进口中的占比已从2016年的约30%降至2025年的约17%。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维持与委内瑞拉的合作,不仅出于短期商业考量,也涉及长期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中国曾向委内瑞拉提供多笔贷款,委方主要通过石油发货偿还。这一历史形成的金融安排使中委能源关系具有超出纯市场交易的性质。

合规压力下的行业适应性调整

面对持续的第三方制裁压力,中国涉委石油贸易的行业生态在悄然改变。部分大宗商品贸易公司选择以易货贸易方式规避结算限制,即中方提供钻井设备、稀释剂和食品药品,换取委方原油。这种方式降低了美元结算依赖,但也带来估值复杂和合同执行周期长的问题。航运领域出现了一批专门运营“敏感航线”的中小型船东,使用老旧船舶、关闭AIS自动识别系统、通过船对船转运来降低可追踪性。这些做法在合规和法律边界上游走,并非长远之计。

更值得关注的是保险替代机制的建立。2025年底,上海航运保险协会联合多家中国再保险机构推出面向特定受制裁国家航线的专项保险产品,覆盖船壳险和保赔险的基本范围。这一产品目前规模有限,承保能力远低于国际保赔协会集团,但它提供了一个信号:中国正在尝试在自己的法律和金融体系内构建不依赖美元网络和欧美再保险市场的替代性基础设施。根据上海航运保险协会2026年6月披露的数据,该专项保险上线前六个月共承保船舶23艘次,累计保额约4.7亿美元。

从第三方视角冷静评估,这些适应性措施增强了中委贸易链条面对外部干扰的韧性,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管辖权冲突。只要国际航运仍然依赖欧美主导的船级社、保赔协会和美元清算体系,替代性安排就只能在有限规模上运行。行业中的大型参与者——包括中资国有航运企业和贸易公司——在合规决策上仍然高度审慎,因为失去进入美元金融体系的能力所带来的损失远大于某一单交易可能获得的利润。

前景研判:博弈的阶段性特征

当前阶段的核心特征在于:各方均未触碰使局势急剧升级的红线,但都在系统性推进自身的制度布局。美国方面维持“压力与例外并存”的策略,保留对部分人道主义物资和有限石油交易的豁免,以避免油价过度波动。中方在政治层面坚持反对单边制裁的立场,在操作层面要求企业加强合规管理,同时推进替代性金融和航运基础设施。委内瑞拉在寻求出口渠道多元化的同时,也在等待国际政治周期变化可能带来的制裁松动。

对于中国能源行业而言,委内瑞拉案例的启示具有普遍性:在全球贸易基础设施仍由少数国家主导的结构下,任何与受制裁国家的经贸合作都会面临合规成本外溢的问题。这一问题不限于能源领域,在金融科技、半导体、航运物流等行业同样存在。如何在维护国家主权合作权利与管控企业合规风险之间保持平衡,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郭嘉昆“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护”的表态,在行业层面意味着中国企业在合法贸易中所积累的资产、合同权益和运营能力,不应因第三方国内法的域外适用而遭受不合理损害。这一立场的落实,需要在法律、金融、航运和外交多个维度上持续积累能力。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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