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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湾区文学周：文化融合能否跑赢制度差异

mysmile · 2026-09-02 · 1 阅读 · 0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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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学活动背后的区域整合命题

2026年9月1日，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启动。当天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高质量发展论坛上，来自广东、香港、澳门的文学机构负责人先后致辞，围绕“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展开讨论。一个看似属于文学圈内部的话题，实际指向的是一道更深层的区域治理命题：在粤港澳三地制度、法律与治理逻辑存在显著差异的条件下，文化领域的融合能否成为先行突破的切口？

据广东省作家协会公布的信息，本届文学周由广东省作协主办，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罗光萍、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等港澳文学界代表出席。从公开议程看，论坛讨论集中在文学观念的拓展、跨媒介传播、区域文学生态构建等议题上，并未直接触及制度差异。但发言中反复出现的“三地文缘极深”“文化共同体”等表述，实质上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文化认同的构建逻辑与行政边界并不完全重合。

文化共同体的历史基础与现实约束

粤港澳三地同属岭南文化圈，这是讨论区域文化融合时最常被援引的历史依据。语言上的粤语传统、饮食习俗的相近、宗族网络的跨域延伸，构成了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层。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在发言中称三地“人相亲、习相近、心相通”，并将文学定位为“最能触动深层情感、引起共鸣共情的文化表现方式”。这一判断有历史经验支撑，但也需要放在当代语境中审视。

香港和澳门在回归后保持了不同于内地的出版审查、言论管理与文化资助体系。香港的文学创作长期处于相对宽松的环境，其文学场域受英美文学传统与本地粤语文化双重影响；澳门则以葡语文学遗产和土生葡人文化为特色。两地的文学机构在法律地位、资金来源和运作逻辑上与广东省作协系统存在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不会因为“文学一家人”的修辞而消失，但可以在具体项目中找到协作的接口。

“大文学观”的提出：拓展还是稀释

本届论坛上半场的主题是“大文学观：边界与无限”。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在主旨演讲中提出，当前正经历“印刷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转型”，需要回到“最基本、最底层的逻辑和语法”中去重新思考文学的位置。这一表述延续了近年来中国文学界对数字技术冲击的焦虑：当短视频、网络文学、游戏叙事和社交媒体内容大规模分流受众注意力之后，传统文学期刊和纸质出版的读者基数持续收缩，“文学”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向新媒介形态扩张，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大文学观”的提出，表面上是拓展文学边界、吸纳新大众文艺，但深层含义更为复杂。如果“大文学观”意味着将影视改编、游戏叙事、网络文学甚至文旅内容都纳入文学范畴，那么文学的独特性是否会被稀释？如果坚持文学的独立边界，又如何与正在发生的媒介融合趋势对接？这个问题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语境中尤为尖锐，因为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媒介化、商业化、跨境流动频繁的区域。

数字文明转型下的区域文学实验

论坛发言中多次提及“文化新质生产力”和“文化新三样”。这两个概念的提出背景是2024年以来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的调整：网文、网剧、网游被官方列为文化出海的“新三样”。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2025年发布的数据，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已突破40亿元人民币，其中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在网文出海平台中占据重要份额。这意味着，大湾区文学的发展路径可能与传统文学场域的运作逻辑不同——它更依赖于市场机制、技术平台和跨境分发网络，而非单纯的文学评奖与期刊发表。

从这一角度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融合实验，其价值未必在于产生多少“经典文本”，而在于测试一种跨制度、跨媒介、跨市场的文化生产模式是否可行。香港在版权运营和国际发行方面经验丰富，澳门在中葡文化交流网络中具有节点功能，广东则在内容生产规模和政策资源调动上具备优势。三者如果在具体项目中形成分工协作，其产出形态可能更接近“文化产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读者关切：文学周与我何干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一个文学论坛的举办往往显得遥远。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所讨论的议题，实际上与区域内约8600万居民的日常文化消费直接相关。据香港贸易发展局2025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产业报告》，大湾区文化消费市场规模已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数字内容消费增速显著高于传统出版。读者在选择阅读什么、通过什么平台阅读、阅读谁生产的内容时，已经在参与这场文学边界的重新划定。

一个可观察的指标是：大湾区内部的文学交流是否从“活动化”走向“产品化”。过去的区域文学合作多以论坛、采风、征文比赛为主，成果往往停留在活动层面。如果能转化为具体的联合出版项目、跨境发行渠道、多语种翻译计划或IP开发协议，则意味着融合从象征性走向实质性。本届文学周的主办方尚未公布具体的产业合作清单，后续动态值得关注。

地缘文化竞争中的位置

从更大的地缘文化格局看，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融合还面临外部参照系的压力。新加坡、首尔、东京等亚洲城市在文化内容出口方面均有成熟体系，而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在经济体量上领先，但在文化产品的国际辨识度和原创IP的全球影响力上仍存在差距。香港曾长期扮演华语文化进入国际市场的转口港角色，这一功能在数字时代面临被绕过的风险。

在此背景下，粤港澳三地文学界的协作被赋予超越文学本身的期待。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向欣在致辞中使用“文化桥头堡”一词来描述大湾区文学的功能定位。这个比喻所指向的，不是单向的文化输出，而是在多元制度环境中探索一种可被外部世界理解的表达方式。这需要文学界在坚持自身价值的同时，理解并回应外部受众的认知框架。

制度差异不是障碍，但也不是浪漫化的素材

必须正视的是，粤港澳三地的文化管理制度差异不会因为文学周而消失。香港的出版自由受基本法和本地法律保障，其审查尺度与内地存在实质差异；澳门的文化政策则更加注重与葡语国家的历史联系。这些差异在文学创作的内容选择、语言策略和传播路径上都会产生实际影响。

将这种差异浪漫化为“多元融合”是容易的，但在操作层面，三地文学机构需要在尊重各自制度逻辑的前提下寻找可协作的具体领域。例如，在翻译项目中，香港译者可以处理内地作品向英文世界的转化，而澳门的葡语人才资源可以开辟中葡文学互译的通道。这类协作不要求三地在意识形态层面完全一致，只要求在技术层面建立互信和稳定的工作机制。

文学融合的时间表与现实检验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的连续举办本身说明，区域文化整合是一个长期过程。从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工作报告，到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共建人文湾区”，再到2026年第六届文学周的举办，时间跨度已近十年。十年间，大湾区在基础设施联通、经济要素流动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但文化认同的构建速度远慢于硬件的联通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