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1期】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首次审议：六章四十七条，中企出海合规从加分项变法定义务
“账户刚在开曼群岛设立，国内就收到了预警”
2026年8月2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正在审议一项新法律草案。会场外，某央企海外合规部负责人李明（化名）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新闻推送，手指微微发紧——《反跨境腐败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其中第四章专章规定“企业廉洁合规义务”，明确要求境内企业在境外经营中建立反腐败内控机制，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对李明而言，这并非抽象条文。三年前，他所在企业一名高管试图通过离岸公司转移资产，因未履行内部合规审查程序，被国家监察***通过跨境金融信息共享机制提前锁定。如今，类似风险将不再仅靠个案协查应对，而将纳入系统性法律框架。“以前合规是‘软约束’，现在变成‘硬责任’。”他说。
从追逃追赃到源头防控：立法逻辑的深层转变
草案共六章四十七条，其核心突破在于将治理关口前移。自2014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办公室以来，中国已从120余国追回外逃人员超万人、赃款数百亿元（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025年数据）。但实践中，“人难追、钱难返、证难取”问题长期存在，尤其当腐败行为涉及多司法辖区时，法律适用冲突常成障碍。
2022年该机构更名为“国际追逃追赃和跨境腐败治理工作办公室”，已预示策略调整。此次立法进一步明确：企业若未建立有效合规体系导致跨境贿赂或资产隐匿，将面临罚款、业务限制乃至刑事责任。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指出，近年查处的跨境腐败案件中，“境内权力寻租+境外资产洗白”模式占比显著上升，亟需通过法律压实市场主体责任。
全球反腐博弈中的制度话语权
草案强调“参与反腐败国际规则制定”，折射出更深层的地缘考量。当前全球反腐败合作主要依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部分区域性机制，但执行效力受制于各国司法差异。中国推动专门立法，既是对标国际标准，亦试图提供替代性制度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在强化执法的同时，亦注重与《外商投资法》《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现行法规衔接，避免合规成本过度转嫁中小企业。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意在平衡反腐力度与营商环境优化——202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2万亿元人民币（商务部数据），法治化预期已成为吸引跨国资本的关键变量。
随着草案进入审议程序，一场围绕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权的制度竞争正悄然展开。对企业而言，合规不再是可选项；对国际社会而言，中国方案能否成为全球反腐新支点，仍有待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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