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乌素沙漠：从黄沙漫天到绿意盎然的生态奇迹
一位蒙古学者的“中国角”停留
8月17日，乌兰巴托《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蓝区“中国角”展馆内，蒙古国“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朝伦爱登在一组毛乌素沙地对比照片前停留了较长时间。照片一侧是上世纪80年代流沙覆盖的陕北地貌，另一侧是2020年代植被覆盖度显著提升的同一区域。朝伦爱登对中方工作人员表示，蒙古国草原退化区域与毛乌素沙地的降水条件、土壤结构存在差异，他更关心的是“哪些技术环节可以直接引入，哪些必须经过本土化改造”。
这段对话指向一个比“经验分享”更具体的问题：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形成的防沙治沙体系，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转化为其他干旱半干旱地区可操作的公共产品。COP17会场的高关注度并不能自动回答这一问题。据《公约》秘书处数据，全球约40%的土地已发生退化，影响超过30亿人，但退化土地的成因、治理成本和制度条件在各区域差异显著。中国经验在乌兰巴托受到关注，需要被拆解为技术、制度、资金和时间尺度四个层面加以审视。
“三北”工程的历史坐标
中国系统性防沙治沙的起点通常被追溯至1978年启动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这一工程覆盖中国北方13个省区，规划期长达73年，至2050年结束。其早期阶段以大规模人工造林为主，后来逐步调整为“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的复合治理思路。毛乌素沙地的变化正是在这一长周期框架下发生的：从1950年代开始的地方治沙实践，到1990年代后期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叠加，再到近十年基于遥感监测的精准治理，治理主体从单一行政力量扩展为***、科研机构、农牧民和企业的多重协作。
这种时间纵深是理解“中国方案”的关键变量。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官员穆罕默德·贝吉尔在参观“中国角”时提到“学习中国经验”，但阿尔及利亚“绿色屏障”工程自1970年代启动以来，面临的是撒哈拉北缘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的极端条件，与中国毛乌素沙地300至400毫米的年降水量条件存在数量级差异。换言之，树木成活率、单位面积成本和维护周期都需要重新计算。
“双缩减”背后的治理逻辑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全国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双缩减”。这一表述的统计口径依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定期发布的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最近一次全面调查于2019年完成，显示荒漠化土地面积较2014年减少约3.8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减少约3.4万平方公里。缩减并非均匀分布，主要集中在降水条件相对较好的农牧交错带；而在极端干旱区，治理目标更多是“遏制扩展”而非“逆转恢复”。
《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安德丽娅·梅萨·穆里罗在8月24日“中国角”边会上评价中国“让大量曾经被认为无法逆转的退化土地重获生机”，并提到“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治沙技术融合”。这一评价的语境值得注意：她强调的是“路径”的多元性，而非某种单一模式的有效性。中国治沙体系中的草方格沙障技术、乔灌草结合配置、光伏治沙等做法，确实在宁夏、内蒙古、甘肃等地形成了可测量的固沙效果，但这些技术的共性前提是低成本劳动力和持续财政投入的配合。
输出的是“技术包”还是“制度包”
塞内加尔环境和生态转型部代表阿萨内·赛克斯夫在参观“中国角”后提到“技术体系成熟、治理模式完善、落地经验宝贵”。这一表述暗含一个关键区分：技术可以引进，但“治理模式”涉及土地使用权、财政转移支付机制、跨部门协调等制度安排，其可移植性远低于单项技术。塞内加尔作为非洲“绿色长城”倡议的参与国，其萨赫勒地区的土地权属结构以社区共有为主，与中国北方农牧区土地集体所有、承包经营到户的制度框架不同。这意味着即便引入草方格固沙技术，后续管护责任和收益分配机制也需要重新设计。
尼日利亚环境部代表乌拉尔·阿里·马罗在会议期间指出“三北”工程“统筹生态修复与民生改善”的经验具有启示意义。这一观察切中了核心：中国防沙治沙并非单纯的生态工程，而是嵌入脱贫、乡村振兴和能源转型等多重政策目标之中。在宁夏、内蒙古的光伏治沙项目中，企业获得用地和发电收益，农牧民获得土地租赁收入和管护岗位，***获得生态修复指标。这种多重利益***机制是治理可持续性的重要支撑，但复制到财政能力薄弱、私营部门参与意愿低的地区，需要先解决“谁为公共生态效益付费”的问题。
乌兰巴托的绿色合作变量
蒙古国是本届COP17的东道国，也是中国北方沙尘暴天气的重要境外沙尘源区之一。朝伦爱登在会场提到的“蒙中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正是两国在跨境生态议题上的机制化安排。2023年，中蒙就设立该中心达成共识，定位为技术交流、人员培训和联合监测平台。这一平台的实际运行面临一个结构性张力：蒙古国畜牧业以游牧为主，草场退化与载畜量过高直接相关，而中国的草畜平衡管理经验建立在定居化、围栏化的制度基础上，与蒙古国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适配摩擦。
对中国而言，推动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这是履行《公约》义务、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多边外交行为；另一方面，中国北方沙尘天气的境外源区治理直接关系国内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成本。中国气象局近年沙尘天气过程分析显示，蒙古国南部戈壁区的沙尘传输在中国春季沙尘天气中占比显著。因此，中蒙荒漠化防治合作既是生态外交，也是国内治理的延伸。
经验适配的边界与可能
从毛乌素到乌兰巴托再到萨赫勒，中国治沙经验的可迁移性呈现梯度递减规律。在降水条件相近、制度动员能力较强的东亚地区，适配度较高；在中亚干旱区，灌溉技术和耐旱作物品种的转移更具现实意义；在撒哈拉以南的社区共有土地制度下，需要更多依赖参与式治理和低成本技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开展的节水农业合作、在中亚支持咸海生态治理的实践，已经体现出按区域条件差异化的合作逻辑。
COP17“中国角”的持续高热度，反映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土地退化压力下对“可操作方案”的迫切需求。但经验输出不是模板复制。中国治沙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从早期大面积单一树种造林引发的病虫害和水资源过度消耗问题，到后来基于生态学规律的修复策略调整。这种纠错经验同样值得被纳入国际合作的话语框架——它提醒接收方，任何外来经验都需要经历本土化的试错过程。
荒漠化防治的全球进展最终取决于治理能力的地方性生长。中国能够提供的，是一套经过长周期检验的技术选项、制度设计和纠错案例，而非一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施工图纸。认识到这一点，乌兰巴托的“中国角”才能从展示窗口转化为真正的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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