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逼迫我国让步，欧盟对华商品加征关税，中欧关系或继续恶化
一场牵动中欧的“历史最大重组”
2026年8月25日，大众汽车集团CEO奥博穆对外披露了一项令全球汽车业震动的大众集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转型计划。根据该计划，大众拟在现有基础上再削减5万个岗位，并拆分部分业务部门。这一方案并非孤立事件——今年3月，奥博穆已提出2030年前在德国全集团裁减约5万个岗位的规划，而公开信息6月援引外媒报道称，裁员规模可能扩大至10万人，并涉及关闭4家德国工厂。从5万到10万的数字浮动，折射出这家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面临的压力正以季度为单位加速累积。
利润腰斩：数据背后的结构性危机
大众汽车2025年全年财报显示，集团全年营收约为3219.1亿欧元，同比微降0.8%；但营业利润约为89亿欧元，同比骤降约54%，创下自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税后净利润从2024年的124亿欧元降至69亿欧元，降幅约44%。进入2026年，利润降幅有所收窄，但颓势未止——上半年全球交付约413万辆汽车，同比下降6.3%；营业利润59亿欧元，同比下降11.6%；税后利润31亿欧元，同比下降30.7%。集团已调低2026年全年营收预期，从之前的持平调整为同比下降3%至持平。
利润崩塌的根源并非单一因素。奥博穆明确指出了两条主线：美国关税政策的持续施压，以及保时捷品牌面临的“大规模问题”。从地缘经济视角看，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及其后续针对欧洲进口汽车的关税调整，直接抬高了大众在北美市场的运营成本。而保时捷——这一曾为大众贡献丰厚利润的高端品牌——在电动化转型中遭遇了车型竞争力下滑和软件故障频发的双重打击，成为拖累集团利润的重要变量。
从“狼堡”到全球：裁员只是冰山一角
裁员是大众自救计划中最具冲击力的部分，但远非全部。当地时间7月9日，大众进一步公布了“未来计划”的细化方案：逐步精简车型阵容，最多减少50%的车型数量；将产品配置复杂度最高降低75%。这意味着，大众告别了过去数十年“多车型、多配置”覆盖所有细分市场的战略，转而聚焦高回报的核心车型。与此同时，集团计划整合技术平台、电子架构和软件体系，减少重复研发，并将年产能调整至约900万辆的匹配水平。
这些措施的实质，是对大众“帝国式”组织架构的一次外科手术。大众旗下拥有大众、奥迪、保时捷、斯柯达、西雅特等多个品牌，每个品牌长期保持相对独立的研发体系和产品线。这种结构在燃油车时代是竞争优势，但在电动化时代却变成了资源重复和效率低下的源头。奥博穆的转型计划，本质上是在用“做减法”的方式为“做加法”（电动化与软件投资）腾挪财务空间。
中国市场的角色：从“利润引擎”到“转型压力源”
作为大众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市场的表现尤为值得关注。2025年，大众在中国市场交付量为269万辆，同比减少8.0%，连续第二年下滑。这一数字背后，是中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的深刻映射。自2018年以来，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持续重塑，尤其是2023年以来，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之间、自主品牌与合资品牌之间、新势力与传统车企之间的价格战不断升级，从10万元以下的入门市场延伸至20万至30万元的主流区间，甚至波及豪华车市场。利润空间的持续压缩，对所有合资品牌构成了系统性挑战。
大众在华合资企业——上汽大众和一汽-大众——长期以来是集团全球利润的重要支柱。但在中国品牌快速崛起、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攀升的背景下，大众的燃油车基盘受到侵蚀，而ID.系列电动车型虽有一定销量，却尚未在利润层面填补燃油车下滑留下的缺口。这种“量价齐承压”的局面，使得大众在华的运营策略不得不从“扩张”转向“防守与调整”。
斯柯达品牌的命运是一个缩影。今年3月，市场传闻斯柯达拟退出中国市场。大众中国方面回应称，斯柯达在华销售将持续至2026年年中，此后仍将为车主提供保修和售后服务支持。大众中国方面解释，斯柯达的全球战略已进行调整，将重点聚焦印度、东盟等高增长市场，而中国汽车市场的电动化转型节奏已超出斯柯达品牌所能跟上的速度。这一案例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并非所有国际品牌都能在中国市场的电动化浪潮中完成自我迭代，部分品牌的选择不是“如何转型”，而是“何时退场”。
工会博弈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大众的裁员方案目前尚未最终落地。德国工会方面已对裁员规模提出质疑，按照德国特有的“共同决定制”企业治理结构，监事会的半数席位由工会代表占据，任何重大人事决策都必须经过多轮磋商。奥博穆的计划，本质上是与工会力量的一场博弈——大众需要在保持运营灵活性和履行社会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博弈的结果，不仅将影响大众自身的转型节奏，也将成为德国乃至欧洲制造业如何在“绿色转型”与“就业保护”之间寻求平衡的标杆案例。
值得关注的是，大众的转型并非孤例。从福特到通用，从Stellantis到奔驰，全球传统汽车巨头几乎同步进入了“降本增效”通道。但大众此次计划的规模之大、措施之彻底，使其成为观察全球汽车产业秩序重构的一个关键样本。核心逻辑在于：电动化转型需要持续且巨额的资本投入——包括电池研发、软件架构、自动驾驶以及工厂改造——而传统燃油车业务产生的现金流正在快速收窄。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如果不能在燃油车利润彻底枯竭之前完成电动化能力的自主构建，将面临“两头落空”的风险。
对于中国而言，大众的深度重组既是警示信号，也潜藏机遇。一方面，大众在中国市场销量的持续下滑，反映出合资品牌模式在中国汽车产业“换道超车”进程中所面临的普遍性挑战；另一方面，大众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的迫切需求，也为其与中国本土供应链企业——如电池供应商、智能驾驶技术公司——之间更深层次的合作创造了空间。大众此前已与小鹏汽车达成技术合作，并在安徽建立了高度本地化的电动化研发生产基地，这些布局在集团整体收缩的大背景下，其战略价值反而更加凸显。
全球汽车业正在经历从“燃油时代”到“电动智能时代”的漫长跨越。大众的“历史最大重组”不是一家企业的自救，而是一个产业时代的注脚。未来的胜负手，不取决于谁裁员更多或车型更少，而取决于谁能在收缩中保留住核心研发能力，并在新的技术赛道上重新定义游戏规则。对大众而言，答案尚未揭晓；对全球汽车产业而言，变局才刚刚进入深水区。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