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36条“民间资本投资的新机遇
一顶戴了五年的“国字号”帽子
2021年6月，广东揭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会议室里，气氛热烈。经过近三十年的省级园区积淀，这处位于粤东的开发区终于拿到了国务院的批文，正式升格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彼时，它是揭阳市唯一的“国字号”平台，规划总面积17.69平方公里，承载着粤东产业升级的厚望。
五年后的2026年7月30日，商务部一纸公告，揭东经开区的名字出现在退出国家级序列的名单上。一同被摘牌的还有河南濮阳、内蒙古呼伦贝尔、辽宁营口、黑龙江大庆四家经开区。从升格到摘牌，这顶“国家级”帽子只戴了五年。
揭东并非个案。2020年，甘肃酒泉经开区成为首个退出国家级序列的园区；2021年，宁夏石嘴山经开区紧随其后。但五家同时退出，在国家级经开区1984年设立以来还是第一次。看似突然的集体摘牌，实则指向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变化——运行了四十多年的国家级经开区“终身制”，正在走向终结。
从14家到232家：四十年扩张的终点
1984年9月25日，国务院批准建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此后两年间，14家国家级经开区在沿海12个城市相继获批。彼时的思路很清晰：借鉴经济特区经验，在沿海城市设立一批“缩小版特区”，作为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试验田。
此后四十年，国家级经开区的版图从沿海向内陆不断延伸。1992年之后，布局从沿海城市向内地拓展，总数从14家增加到54家。截至2024年，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32家国家级经开区。据公开信息，截至2025年，全国各类经开区共2897家，数量规模庞大，但多数存在布局散、职能叠、效能弱等问题。
“增量扩张、争取挂牌”，曾是过去四十年经开区发展的主旋律。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提出探索国家级经开区动态管理，对土地等资源利用效率低、环保不达标、发展长期滞后的园区，采取警告、通报、限期整改、退出等措施。但在此后相当长时间里，退出机制更多停留在制度设计层面，并未真正刚性执行。
考核“指挥棒”转向：从“大而全”到“专而精”
转机出现在2016年。商务部印发《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办法》，明确连续两次考核排名处于最后5名的国家级经开区，报国务院批准后退出。2021年，商务部***新版考核评价办法，将原有53项二级指标精简至30项，设置对外开放、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统筹协调、发展质量五大维度。考核不再只看经济总量，单位土地产出强度、土地开发利用率、研发投入、能耗和碳排放同样决定一个园区的位次。
按照现行机制，连续三年内有两次进入本地区最后5名的国家级经开区，将被纳入降级备选名单；商务部根据两次考核平均得分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退出国家级经开区序列。退出决定公布后两年内，相关省份原则上不得推荐其他省级开发区升级。
被摘牌的五家园区，恰恰踩中了这些红线。据公开信息，五家园区虽地处不同区域，但存在共性困境：产业定位模糊、开放水平不足；创新动能偏弱、发展质量不高；体制机制僵化、改革动力欠缺。以揭东为例，截至2025年初园区已落户256家企业，2024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17.5亿元，但全国国家级经开区平均GDP约728亿元，高新技术企业31家，而全国平均水平约350家。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投资部副主任袁帅分析认为，政策导向正在从过去的重准入、轻后续管理，转向全生命周期的动态考核与动态调整。
“存量竞争”新常态
几乎在同一时期，各地也在主动调整开发区版图。据公开信息，辽宁一年多来撤并49家省级经开区，数量从92家压减至43家；内蒙古提出，除国务院或自治区有重大部署外，原则上不再新设开发区。
与此同时，一批聚焦主业的经开区正在脱颖而出。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锚定高精尖产业，2025年工业总产值接近7000亿元，以全市1.37%的土地面积贡献了近四成工业增加值，在全国232家国家级经开区中亩均产出稳居第一梯队。高精尖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保持在九成以上。
一边是五家同时退出，一边是头部园区持续领先——这组对比勾勒出经开区发展的新逻辑：从“大而全”转向“专而精”，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竞争”。开发区的逻辑已经不再是“发牌照”，而是签“对赌”。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部分国家级经开区因不符合标准而退出，有利于调动地方和经开区推进创新提升的积极性，优化整体布局，强化高质量发展导向。被摘牌、降级为省级经开区后，这些园区依然将面临创新改革的新课题。
国家级经开区四十年，从14家到232家，从“终身制”到“有进有出”。五家摘牌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时代的句号。
投资有风险，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