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宜宾，著名的长江零公里起点，也让宜宾获得了“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称号。
一、江边人家的“水记忆”
2026年8月19日清晨，宜宾合江门码头。71岁的退休水文工人陈国栋站在江边，望着浑浊的江水一寸寸漫过亲水步道的最后一级台阶。他的左手边，金沙江裹挟着上游的泥沙奔涌而下；右手边，岷江的水流同样湍急。两江在此交汇，合成一条更加宽阔的长江，继续东流。
“这个水位，放在六十年前，根本不算什么。”陈国栋说。他记得很清楚，1966年9月1日，他刚满11岁，那场洪水淹到了合江门码头上方黄桷树的根部——那是宜宾现代水文观测史上最高的一次洪峰。那一年，住在合江门码头较高位置的三爹家也未能幸免，整个院子被水淹没。
根据宜宾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8月19日发布的消息，岷江高场水文站当日上午11时洪峰水位282.23米，低于警戒水位1.62米；长江宜宾水位站预计19时洪峰水位268.63米，低于警戒7.81米；李庄水文站预计20时洪峰水位263.18米，低于警戒5.89米。三站水位均未超警，但陈国栋知道，这条江从来不会按常理出牌。
二、百年水文站：从煤油灯到传感器
陈国栋工作了一辈子的宜宾水位站，就设在两江交汇处不远。这座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水位站，是长江上游最早的水文监测站点之一。百年来，它见证了1922、1936、1966、1991、1998、2012、2020年等多次宜宾历史大洪水。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观测水位全靠人工。”陈国栋回忆道。新中国成立初期，水位观测员需常年固守水尺断面，每日通过邮局向重庆水文总站报汛，还要向当地防汛部门电话报汛。观测点与邮局之间相距3公里，观测员需往返奔波。遇到汛期高洪，人员疲于奔命，难以应对高密度水位观测。
如今，传感器实时采集水位数据，通过数字网络传送至各级防汛部门。陈国栋站在站房里，指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字说：“1966年那次，我们是洪水过了才知道有多高。现在，洪峰还没到，数字就已经告诉我们了。”
根据长江委水文上游局的数据，宜宾水位站有实测记录以来，历史最高水位为1966年的283.44米。2012年7月23日，宜宾主城区三江口迎来1991年以来最大一次洪峰，水位达279.81米，超保证水位0.81米，沿江多条道路被淹。2020年8月，合江门水位达到16.58米（当地高程），为近8年最高。而今天268.63米的预测洪峰水位，距历史极值尚有近15米的距离。
三、从“被动抗洪”到“主动防洪”
1966年那场洪水过后，宜宾人用了很长时间才从伤痛中走出来。彼时，整个城市的防洪体系几乎为零——没有预警系统，没有系统的堤防工程，更没有科学的流域调度。1991年8月9日，由于接连几天特大暴雨，环抱宜宾的金沙江、岷江、长江水势猛涨，水位达281.5米，超警戒水位8米。那次洪水同样造成大面积受灾。
转折发生在2012年之后。那一年，长江干流上游泸州段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宜宾、泸州两市安全转移群众15万人。虽然受灾严重，但无重大人员伤亡。此后，宜宾的防洪体系开始系统升级——从上游水库联合调度，到河道堤防加固，再到水文监测网络的数字化改造。
针对此次洪峰过境，宜宾市防汛办已部署沿江县区及海事等部门，紧盯河心洲岛、涉水工程、低洼地带、网红打卡点等重点部位，落实巡查、排查、转移、警戒等防汛措施。市防汛办表示，将持续紧盯上游来水态势与区域气象降雨变化，实时开展水文会商研判，动态修正洪峰水位、过境流量等预测数据。
长江上游的水利工程体系也在发挥作用。金沙江上的向家坝、溪洛渡等大型水坝建成后，宜宾遭遇像1966年那样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已大幅降低。一位不愿具名的水利专家指出：“现代防洪不是把洪水挡在外面，而是让洪水在可控的范围内通过。宜宾今天的水位虽然不高，但整个调度体系的运转，才是真正的考验。”
四、洪峰过境，警钟长鸣
下午三点，合江门码头的江水仍在缓慢上涨。宜宾市防汛部门提醒：水位虽未超警，但变幅较大、江面漂浮物增多，过往船舶需谨慎驾驶，市民请远离江边。岷江高场水文站水位变幅3.23米，长江宜宾水位站变幅3.16米，李庄水文站变幅2.51米——对于一条大江来说，这样的变幅足以改变航道条件和岸边安全状况。
陈国栋收起手机，准备离开江边。他最后看了一眼江面，浑浊的江水裹挟着上游的树枝和杂物急速东流。“六十年前那场洪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水涨上来。现在不一样了，”他说，“但我们还是得敬畏这条江。”
晚7时，长江宜宾水位站洪峰如期而至，水位268.63米。数字停留在预测值上，一分不差。对于宜宾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城”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汛期过境。但对于那些记得1966年洪痕的人来说，每一次洪峰过境，都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也是一次对现代防洪能力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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