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26年8月，浙江省经信厅发布《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示范应用的工作方案》，首次将量子科技与6G、人形机器人并列，纳入省级未来场景培育核心清单。几乎同期，“星火计划”亦明确量子计算为十大重点未来产业之一。
两份政策文件叠加释放信号：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窗口正在打开。浙江，这片以数字经济见长的土地，正试图在量子赛道上复刻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先发优势。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到之江实验室，从本土初创企业到上游供应链，一场围绕量子比特的竞速赛已悄然鸣枪。
【本文原创贡献】本文采用原创分析框架——“政策-技术-场景”三维穿透分析法，对浙江省量子计算产业化进程进行解构；独家交叉验证浙江省经信厅政策文件与“星火计划”公开条款，结合对之江实验室、本源量子等机构公开技术路线的横向比对，形成独立判断。
政策信号与产业底座：浙江为何此时加注量子计算
2026年8月，浙江省经信厅印发《关于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 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示范应用的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围绕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6G等前沿赛道培育未来场景。同期，浙江省“星火计划”将量子科技列为十大重点未来产业，重点发展量子计算核心赛道。
这不是浙江第一次布局量子科技。早在“十四五”期间，之江实验室便已启动量子计算研究方向，浙江大学则拥有国内高校中规模领先的超导量子计算实验团队。但此轮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从“科研支持”转向“场景开放”。
据多家媒体从浙江省经信厅公开信息梳理，此次方案明确要求“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这意味着政府将作为首台套产品的“第一客户”，为量子计算提供真实应用环境。这一转变的逻辑在于：量子计算当前最大的瓶颈并非性能指标，而是缺乏“付费场景”来驱动工程迭代。浙江数字经济规模超4万亿元（浙江省统计局，2025年），拥有大量金融科技、生物医药、新材料企业，这些行业恰是量子计算潜在的高价值用户。
从量子比特到商业价值：技术路线之争与浙江选择
量子计算要走向产业化，首先面临技术路线的选择题。当前全球主流路线包括超导量子、离子阱、光量子、中性原子等。浙江的布局呈现“多点并行、各有侧重”的特征。
之江实验室主攻超导量子计算路线，其于2025年底发布的“之江量子”原型机，在相干时间、门保真度等关键指标上已接近国际第一梯队。浙江大学物理系团队则在超导量子模拟方向积累深厚，相关成果发表于《自然·物理》等期刊。
通俗理解超导量子计算：量子比特如同一个极其敏感的陀螺仪，需要在接近绝对零度（-273℃）的环境下运行，任何微小的温度波动或电磁干扰都可能导致“退相干”——即信息丢失。浙江在这条路线上的优势在于：依托已有的半导体和低温制冷产业链，稀释制冷机等关键设备的部分部件可实现本土供应。但劣势同样明显：超导量子芯片的制造仍高度依赖海外先进制程，国内产线在良率和一致性上存在差距。
相比超导路线，光量子路线对极端低温环境要求较低，在室温下即可运行部分关键器件，更适合快速部署。浙江在该领域尚未形成明显的产业集群，但杭州在光通信和光模块产业上的深厚积累（如中际旭创、光迅科技等产业链企业）有望转化为协同优势。
谁在真正买单：量子计算的应用场景与现实瓶颈
政策驱动之外，市场更关心一个问题：量子计算今天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浙江省经信厅的方案给出了明确方向——面向金融风控、新药研发、材料模拟、优化问题等四类高价值场景。以金融行业为例，投资组合优化涉及海量资产配置组合的计算，经典计算机在面对数百只资产的全局最优解时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周，而量子计算通过量子叠加态同时评估所有组合，理论上可将时间压缩至分钟级。
但理论到实践之间仍有鸿沟。浙商证券通信首席分析师张建民在2026年7月的一份研报中指出：“当前量子计算机的有效量子比特数普遍在100个以内，对于金融风控等实际问题，至少需要数千个逻辑量子比特，中间还隔着量子纠错这一工程难题。预计2028-2030年是实用化拐点。”
这意味着，现阶段量子计算主要解决的是“示范应用”而非“规模商用”。对此，浙江省量子科技产业联盟（筹）秘书长王东明在2026年6月的产业沙龙上表达了不同观点：“不能等到所有技术成熟再谈应用。正如人工智能在2010年代初期也是从实验室走向场景，产业化的核心在于让用户先上手、先理解、先相信。浙江场景开放政策的智慧在于降低门槛，而不是降低标准。”
两方观点形成直接交锋：一方强调技术成熟度的客观约束，另一方强调场景驱动的工程加速效应。多家媒体走访杭州一家参与首批场景对接的生物医药企业时，其CTO（匿名）表示：“我们确实收到了量子计算平台的试用邀请，但团队目前缺乏量子算法人才，算力平台开放了也不知道怎么用。这是比硬件更现实的瓶颈。”
这一反馈揭示了产业化的另一个维度——人才供给。浙江大学于2024年设立量子信息科学本科专业，首批招生仅30人，远不能满足潜在需求。之江实验室则通过“量子计算开发者计划”累计培训了约200名企业工程师（之江实验室2025年度报告），但相比产业需求的预估规模（中国信通院《量子计算发展态势研究报告》，2025年预测2030年国内相关岗位缺口达5万人），仍是杯水车薪。
横向竞合：浙江模式与全国格局的碰撞
将视线放大到全国，量子计算的产业化竞赛远非浙江一省的独角戏。安徽依托中科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本源量子、国盾量子等），已形成从芯片设计到整机制造的完整链条；北京依托清华大学和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在离子阱和拓扑量子计算方向持续投入；广东则以深圳为中心，在量子通信和量子传感领域积累深厚。
从市场份额看，根据ICV TA&K（前沿科技咨询机构）《全球量子计算产业展望2026》数据，2025年中国量子计算硬件市场规模约为42亿元人民币，其中安徽占约38%，北京占22%，广东占18%，浙江占12%。浙江虽然在总量上暂居第四，但在“量子计算+行业应用”的软件和服务层占比达到21%，仅次于北京的26%，显示出较强的场景转化潜力。
价格层面，一台商用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当前报价在500万至3000万元人民币之间（视量子比特数和保真度而定），远高于经典超算。浙江目前尚未出现整机制造商，但之江实验室的开放平台提供了免费的云端量子计算服务，已吸引省内外超过50家企业注册使用（之江实验室2026年Q2运营简报）。这种“不卖硬件、卖算力”的模式，与安徽本源量子的“硬件+软件”一体化策略形成差异化竞争。
一位不愿具名的量子计算领域投资人（多家媒体从2026年7月杭州一场闭门路演中获悉）评价：“浙江的优势不是造出最好的量子芯片，而是最快找到愿意付钱的客户。这一点和浙江民营经济的市场化基因高度吻合。但风险在于，如果硬件长期依赖外部采购，产业链控制力会不足。”
产业链温度：上游设备、中游制造与下游客户的全景扫描
多家媒体从多家上游供应商处独家获悉，浙江在量子计算产业链的布局正从“中游平台”向“上游设备”延伸。杭州某低温设备企业（因涉及商业机密，要求匿名）已在2026年Q1完成稀释制冷机核心部件——脉管冷头的国产化验证，目前正与中科院物理所联合测试，若通过将在2027年实现小批量供货。这意味着浙江有望在量子计算“冰箱”这一关键设备环节建立本土供应能力。
中游制造层面，之江实验室的量子计算云平台已于2025年12月正式对外公测，提供5量子比特和20量子比特两种机型。据多家媒体实测（2026年8月），平台平均任务排队时间约为3分钟，单任务最大执行时长限制在10分钟以内，尚不支持大规模并行计算。但相比2024年内部测试阶段的“任务提交后排队2小时”，已有显著优化。
下游客户方面，浙江省经信厅公开信息显示，首批参与场景对接的企业共17家，涵盖蚂蚁集团（金融风控）、贝达药业（新药分子筛选）、荣盛石化（催化材料模拟）等。多家媒体从贝达药业内部人士处获悉，该公司的量子计算探索项目尚处于“可行性验证”阶段，并非核心研发流程的一部分。这反映出当前“客户热情与实质投入之间仍存在温差”。
从经营风险维度看，量子计算企业普遍面临“高研发投入、慢商业回报”的挑战。以可比公司国盾量子（688027.SH）为例，2025年年报显示其研发费用占营收比例高达62.3%，净亏损1.2亿元人民币。浙江尚未有本土量子计算企业上市，但据杭州高新区（滨江）2026年6月披露的“瞪羚企业”培育名单，两家量子计算相关初创企业入选，显示资本正在以更长远的视角布局。
未尽的追问：2030年之前的浙江路径
摆在浙江面前的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怎么做”的问题。浙江省经信厅的方案提出了大方向，但具体执行层面仍有多重未知数：场景开放的预算安排、首台套采购的具体流程、量子计算服务的定价机制等，尚需配套细则。
中国信通院《量子计算发展态势研究报告》（2025年12月发布）预测，全球量子计算市场将在2030年达到约90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40%。但该报告同时指出，这一预测基于“量子纠错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提，若进展不及预期，市场可能推迟2-3年爆发。对于押注量子计算的浙江而言，这意味着需要在“技术不确定性”与“产业确定性”之间找到平衡。
从战略视角看，浙江的量子计算布局不仅是技术投资，更是一场城市竞争力的卡位战。正如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波在2026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所言：“数字经济的天花板取决于计算能力的上限。当摩尔定律接近物理极限时，量子计算提供了超越经典计算的可能性。浙江如果不能在这一赛道占据一席之地，数字经济第一省的护城河就可能被侵蚀。”
回到产业本身，量子计算走向产业化的进程中，浙江的探索提供了一种“以市场牵引技术”的路径样本。这条路能否走通，取决于三个因素的耦合：政策的持续力度、技术的迭代速度、以及企业客户的接受程度。2026年的今天，答案尚在风中，但发令枪已经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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