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什么时候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呢？
拉姆安拉的办公室窗帘半掩着，贾布里勒·拉朱卜面对镜头，用了“不可行”这个词。这位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说的是11月28日——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两个多月前以总统令形式确定的立法委员会选举日期。9月10日晚的这次表态，距离选举日还有不到八十天，但拉朱卜的语气里没有紧迫，只有一种近乎坦白的疲惫：“目前迹象表明，11月28日举行立法委员会选举并不可行。”
一个必然被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场时隔二十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在候选人提名已经启动之后，仍可能再次停摆？
要理解这个“不可行”，必须回到2006年。那一年，哈马斯在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法塔赫，拿下132个席位中的多数。选举制度本身的设计——一半席位按全国比例代表制分配，一半按选区多数制产生——使哈马斯在比例制中得票约44%，却在多数制选区中收获远超比例的代表权。这次选举的结果，法塔赫至今没有真正消化。2007年，两派在加沙爆发武装冲突，哈马斯以出乎其自身预料的速度控制了整个加沙地带，法塔赫则退守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由此形成“一个民族、两个地区、双重***”的割据格局。此后近二十年，立法委员会再未举行过选举。
拉朱卜的怀疑，首先指向的正是这个未愈合的伤口。他呼吁在选举前先进行“全面的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一致，否则巴勒斯坦人将继续陷入“恶性循环”。这里的“机制”二字值得细读。2006年的选举制度是在法塔赫主导下设计的，结果却让哈马斯获胜。如今若以同样的规则重启选举，法塔赫是否有把握改变结果？拉朱卜没有明说，但“全国对话”和“机制共识”的提法本身，已经暗示了对选举规则的保留。
[IMG:0]
另一个被回避却无法绕开的事实是法塔赫自身的状态。今年5月，法塔赫召开了十年来首次大会，但流亡的前加沙安全部队负责人穆罕默德·达赫兰领导的派系未获邀请。达赫兰派系长期批评法塔赫领导层拒绝举行大选，这种来自内部的质疑，使阿巴斯和拉朱卜在选举问题上的任何犹豫都面临双面压力：对外无法向哈马斯让步过多，对内又无法压制要求开放的呼声。法塔赫声称“拒绝与任何派系进行集体接触”，但一个将重要派系排除在外的政党，如何主导一场需要全国共识的选举？
哈马斯的姿态同样在变化。今年7月，哈马斯宣布解散其在加沙地带运作近二十年的紧急委员会，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一个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有分析指出，哈马斯交出的是行政权，军权仍然保留。这种“交出治理、保留武装”的安排，使哈马斯在选举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复杂：它明确表示有意参选，但在加沙的实际控制力并未削减。对法塔赫而言，一个既保留武装又在加沙拥有事实治理能力的哈马斯参与选举，其风险与2006年相比并未降低。
外部变量同样在挤压选举的空间。以色列尚未就巴勒斯坦立法选举表明官方立场，但以色列自身将于10月27日举行议会选举，巴勒斯坦的选举日11月28日落在以色列选举之后一个月。耶路撒冷问题是2021年选举被推迟的直接理由——当时以色列不允许在东耶路撒冷按既有方式投票，阿巴斯以此为由发布推迟令。拉朱卜此次没有再提耶路撒冷，但拉姆安拉的决策者们清楚，如果以色列的立场不变，东耶路撒冷的投票安排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程序障碍。
[IMG:1]
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与这场选举的困局之间存在一条被低估的连接线。2026年8月，中国驻约旦大使郭伟在记者会上宣介了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四点原则，其中第二点是“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这一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2024年7月，法塔赫与哈马斯在北京签署《北京宣言》，宣布结束分裂、加强团结。“巴人治巴”的逻辑前提是巴勒斯坦人能够形成统一的治理意志。立法选举正是这一意志得以形成的制度通道。如果选举再次推迟，所谓“巴人治巴”便缺少一个可操作的载体——不是外部强加的方案，而是巴勒斯坦人自己选出的代表机构来承接治理责任。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拉朱卜在表达怀疑的同时，仍然强调“选举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巴勒斯坦的战略选择和通往执政的途径”。这句话不是外交辞令。对于一个合法性持续流失的民族权力机构而言，选举既是风险，也是唯一的出路。2006年的选举制造了分裂，此后的每一次推迟都在加深合法性赤字。而这一次，如果11月28日再次无声滑过，下一个可信的选举窗口将更加遥远——以色列选举后的政治重组、加沙战后治理安排的推进、以及法塔赫内部代际更替的压力，都不利于在短期内重新凝聚选举共识。
拉朱卜说“尚未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参选名单”。距离选举日不到三个月，这句话的分量比“不可行”三个字更重。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