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要被坑？来看看劳动争议调解攻略！
9月2日，泉州丰泽区住建领域协同解纷中心内，一场持续三个月的工程款纠纷调解画上句号。被告方同意在18个月内分期支付欠款，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后，丰泽区人民法院驻点法官当场完成了司法确认。这场涉及7000万元标的的纠纷，没有进入庭审程序。
这是泉州“政协+法院”政协委员履职解纷机制运行以来的一个普通工作日。据官方通报，自2022年该机制启动以来，泉州已建成各类政协委员履职解纷室38个，覆盖全部11个县（市、区），累计成功调解纠纷4600余件，涉及金额6.5亿元。
“懂行的人断行业事”
泉州民营经济占全市经济总量九成以上，拥有9个千亿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密集的另一面，是行业内纠纷的高发：面料买卖争议、商标侵权、工程款拖欠……这些案件若全部涌入法院，周期长、成本高，且容易让合作多年的生意伙伴关系彻底破裂。
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陈锦平介绍，机制的核心逻辑是让行业内的政协委员担任调解员，在法院指导下，引导纠纷双方优先在行业内部协商解决。“有些当事人认为法院跨界调解，专业知识不够，缺乏信赖度。政协委员本身就是行业里的行家里手，他们站在行业角度提建议，当事人更容易接受。”
石狮市纺织服装产业联盟政协委员调解工作室处理过一起涉案金额近2000万元的面料买卖纠纷。调解员没有先讲法律条文，而是邀请双方都熟悉的品牌企业负责人出面，坐下来算账、说理。最终，这起纠纷在行业内部化解，双方未对簿公堂。
石狮市政协委员、大帝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尔德是调解工作室最早参与的委员之一。他用一句泉州商人间流传的话概括了机制的价值：“纠纷数目再大，调解成功了，生意还能继续做；数目再小，法庭上见，生意朋友就都没得做了。”
诉前多一道程序，企业多一条出路
行业影响力解决“谁来说”的问题，但要让调解结果真正落地，需要制度支撑。陈锦平介绍了泉州“政协+法院”模式的运行流程：法院立案庭收到起诉材料后，先询问双方是否愿意调解；同意的，案件推送至对应行业的解纷中心；调解成功，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具备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再退回法院审理。
丰泽区政协委员、住建领域协同解纷中心行业专家调解员梁晓辉说，相比诉讼，调解大幅缩短了问题解决周期，诉讼费、鉴定费、律师费等成本归零，企业资金紧张时还可以争取分期履行的空间。“最关键的是，调解协议经过司法确认后，具有和生效判决同等的强制执行力。”
在丰泽区那起7000万元欠款纠纷中，解纷中心组建了“退休法官+政协委员+驻点法官”的多元调解专班。退休法官陈少杰负责法律审查，熟悉住建行业交易惯例的梁晓辉牵头调解，丰泽区人民法院驻点法官黄达婧全程提供法律指导。经过多轮协商，分期还款协议落定，司法确认随即跟进。
从“化解一起”到“防范一类”
调解完成并不意味着机制运行的终点。在上述7000万元纠纷办结后，解纷中心向当事企业出具了一份法律风险诊断书，针对建材交易、合同签订、风险防控等环节提出整改建议。梁晓辉说，这种做法指向一个目标：“化解一起纠纷、防范一类风险”。
石狮市人民法院民二庭副庭长蔡芳艺将政协委员的调解作用描述为“全链条赋能”。她的解释是：诉前，委员在行业内部促成协商；诉中，遇到质量争议等专业问题，直接邀请界别委员参与协调，避免“一鉴了之”的漫长等待；判后，对于达成分期履行协议的案件，委员继续跟进督促，降低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概率。
吴尔德对调解工作的理解更接近商人之间的朴素逻辑：“我们做生意的，没有隔夜仇。纠纷完了可能又要合作，一旦上法庭一判，那就变仇人了。”在他看来，政协委员的身份意味着双重责任——既是纠纷的调解人，也是行业秩序的维护者。
陈锦平提供了一组可供对照的数据：2022年机制运行前，泉州法院系统受理的商事纠纷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机制运行后，部分产业集群重点区域的商事案件立案量出现回落，更多纠纷在进入诉讼前被分流至行业解纷渠道。
截至发稿，泉州市政协、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在推进解纷室向更多细分行业延伸。陈锦平表示，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将机制从纺织服装、住建等已覆盖领域，拓展至石材、陶瓷、食品等泉州其他支柱产业。
6.5亿元的“和谐账”并非一日算成。它的背后，是政协委员以行业身份介入纠纷调解的制度尝试，也是司法资源与行业自治力量之间的一次对接。对于身处其中的企业而言，这或许意味着在“法庭见”之外，多了一条可以继续做生意的路。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