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实施“先建后补”“以工代赈”模式
9月的锡林郭勒草原，草方格向天边延伸，治沙工人手中的黄柳条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谁能想到，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沙地，如今不仅长出了绿色，还"长"出了工资。每天300到500元的劳务报酬，正通过一种叫"以工代赈"的模式，源源不断流进牧民的钱袋。截至8月底，内蒙古累计吸纳农村劳动力37063人参与治沙，发放劳务报酬32807万元，人均增收8852元。这组数字背后，是一场生态治理与民生改善的双向奔赴。
沙地上的"工资条"：以工代赈的基层实践
查干淖尔镇乌兰图嘎嘎查牧民斯日古楞参与治沙已有3年。他算了一笔账：以前靠养殖，收入单一且受气候影响大；如今参与铺设稻草沙障、切割黄柳条等治沙工作，日均工资最低300元，最高可达500元。对于草原上的牧民来说，这是一份此前从未想过的稳定现金流。
"以工��赈"并非新概念，但内蒙古将其嵌入防沙治沙场景后，产生了独特效果。传统以工代赈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内蒙古将其应用于生态治理项目区，把治沙工程岗位直接送到百姓家门口。在翁牛特旗，以工代赈项目将总资金的20%专门用于劳务性支出，确保农牧民投工投劳有明确回报。这一比例设定，既保障了工程质量所需物料投入，又让劳务报酬有了制度化保障。
三大沙地主战场：治理版图与区域差异
内蒙古的防沙治沙版图横跨多个生态区域，各地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形成了差异化路径。
锡林郭勒盟境内的浑善达克沙地区域面积达5294.2万亩，占浑善达克沙地总面积的83%，是"三北"工程重点实施区和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主战场。该区域以生态恢复为核心目标，将灌木平茬后的黄柳条就地转化为沙障材料，实现了治沙原料的自给自足。这种"就地取材、循环利用"的方式，大幅降低了物料运输成本，同时灌木平茬本身也促进了植被更新。
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缘，境内沙漠面积64万亩。当地采用高压水枪给沙生植物补水的作业方式，优先吸纳周边闲置劳动力参与施工管护。村民依托农闲时就近上岗，按劳取酬，既补齐了生态治理用工短板，又盘活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截至目前，该模式已带动1000余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收入达1万元以上。
赤峰市作为全国防沙治沙示范区，走得更快一步。该市将传统以工代赈政策创造性地拓展为集生态治理、群众增收、集体经济发展于一体的综合性制度安排。在布日敦嘎查，牧民那存格希格借助治沙项目贷款4万元购置四轮农用拖拉机，以"人+车"模式参与施工，单日纯收入达600元，不仅还清贷款，还结余2万元。这一案例显示，以工代赈已从单纯提供劳动力岗位，升级为带动农牧民进行资产性投入的进阶模式。
组织模式创新：从"单兵作战"到"协同治沙"
防沙治沙是一项系统工程，组织效率直接决定治理成效。内蒙古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出多种运营模式，其中"村党支部+农牧民"和"合作社+农牧民"两种模式最具代表性。
村党支部模式以基层党组织为组织核心，由党支部统筹项目对接、任务分配和劳务管理，降低了分散参与的交易成本。合作社模式则依托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在组织化程度上更进一步，能够承接更大规模的工程任务，并在技能培训、设备调配方面形成规模效应。两种模式的共同点在于，都将农牧民定位为最大参与者和受益者，而非简单的雇佣劳动力。
据公开信息，内蒙古还积极引导市场主体、社会组织等多元力量投入项目建设与技能实训，培育本土化专业治沙队伍。这意味着治沙不再完全依赖财政拨款和行政动员，而是逐步形成可持续的产业生态。专业队伍的培育，也为后续治沙工程的质量标准提升和技术迭代奠定了人才基础。
产业链延伸：从"卖原料"到"精深加工"
治沙带来的不仅是劳务收入。内蒙古正同步推动林草产业的结构升级。据公开信息，内蒙古紧扣林草产业发展规划，聚焦特色林果、林下经济、林草中药材、木本油料、森林食品等优势业态，推动林草产业由初级原料外销向多元产品精深加工转变。
这一转型方向的意义在于，过去沙区林草产业主要停留在种植和初级原料销售环节，附加值低、抗风险能力弱。向精深加工延伸后，不仅能提升单位面积产值，还能在沙区形成加工产业集群，进一步吸纳本地就业。内蒙古力争2026年底全区林草产业总产值再创新高，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产业链各环节的协同突破。
管护体系：5万护林员与11.5亿亩的守护
治沙并非"一劳永逸"。植被恢复后的长期管护同样关键。据公开信息，内蒙古年均续聘生态护林员5万余名，管护林草面积11.5亿亩，落实生态保护恢复资金11.4亿元，构建起网格化管护体系。
网格化管护的核心是将庞大的管护区域划分为若干责任网格，每个网格配备专人巡查，实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5万名护林员的续聘，本身就是一笔稳定的就业投入——这些岗位同样优先面向当地农牧民，形成"治理—管护—就业"的闭环。11.5亿亩的管护面积背后，是中国生态安全屏障的日常运维成本。
挑战与隐忧：可持续性考验仍在前方
数据亮眼，但内蒙古治沙模式的长期可持续性仍面临多重考验。
其一，资金依赖度仍较高。以工代赈项目的劳务报酬、生态护林员的续聘资金，目前主要来源于"三北"工程等国家项目投入和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一旦中央财政投入节奏调整，地方财政能否承接，是一个现实问题。杭锦后旗和翁牛特旗的模式虽展示了以工代赈的制度弹性，但尚未形成完全市场化的自我造血机制。
其二，技术迭代不足。草方格沙障、高压水枪补水等手段成熟有效，但在智能化监测、无人机播种、土壤湿度实时传感等领域，大规模工程化应用仍有限。与以色列等荒漠化治理先进国家相比，内蒙古在治沙装备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程度上仍有提升空间。
其三，产业转化的市场验证尚不充分。林草产业向精深加工转型是正确方向，但沙区特色产品面临品牌认知度低、物流成本高、消费市场培育周期长等现实障碍。能否真正从"治沙工程"跨越到"沙产业经济"，还需市场检验。
不过，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沙地生金"，内蒙古的实践已经证明了一件事：生态治理与经济增长并非零和博弈。37063名农牧民用双手在沙地上编织的草方格，既锁住了流沙，也编织出了一条家门口的致富路。这条路能走多远，取决于制度创新、技术升级和产业培育三股力量能否形成合力。答案，或许就写在下一个春天新萌发的绿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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