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华章丨院士展示三件信物勉励莘莘学子
贺羽的“600万元时刻”
9月6日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东区礼堂，国仪量子联合创始人贺羽站在舞台中央，讲起一段十年前的往事。一场学术讲座上，他第一次听到一组数字：一台高端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进口价格从600万元涨到1000万元；设备出了故障，国内没有维修能力，排队等国外工程师上门要半年。台下坐着的，是刚从全国各地来到合肥的2026级新生。贺羽说，那是他“第一次真正理解‘受制于人’四个字的重量”。
这场以“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为主题的活动，由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六家单位联合主办，落地中国科大。与常规思政课不同，当晚的“课件”是三件信物、几段人生、四家车企的现场揽才，以及一条仍在延伸的量子科技产业链。
三件信物：奖章、红砖与“大国重器”
中国科大校长常进带了三样东西上台。第一件是郭永怀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58年，钱学森、郭永怀等科学家倡议创办中国科大，学校的出生证明上就写着“国运所系”四个字。第二件是一块粗糙的红砖。上世纪困难时期，科大师生自己动手烧砖建化学楼，被后人称为“史上最牛烧砖工”。第三件是一组照片：“悟空号”暗物质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九章”光量子计算原型机。
三件信物对应三种技术代际：从战略武器到基础科研设施，再到前沿计算与探测平台。常进没有展开讲技术参数，只用一句话收束：“你们脚下是巨人的肩膀，肩上是国家的未来。”据公开信息，中国科大近年来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深空探测等领域承接了多项国家级重大任务，但其成果转化效率与产业化速度，仍是外界持续关注的话题。
陈立泉的“锂”想与王戟的键盘
1964年，陈立泉从中国科大技术物理系毕业。2026年，他作为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回到母校，分享的主题只有两个字：“锂”想。1988年，陈立泉团队手工制出中国第一块固态锂电池。彼时，全球锂电池产业化刚刚起步，日本企业占据先发优势。三十多年后，中国动力电池产业规模已居全球前列，但固态电池的关键材料与工程化瓶颈仍未完全突破。陈立泉说，“电动中国”的梦想需要年轻人接棒，这句话在产业语境里，意味着从材料体系到制造装备的持续攻坚。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的发言只有一句话，却赢得全场最密集的掌声：“只要还能思考，还能敲键盘，我就会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科研岗位上。”据业内人士观察，国防科大在自主可控高性能计算领域的积累，已成为中国超算生态的重要支撑，但高端芯片设计与制造环节的外部约束依然存在。
量子赛道的“薪火三代”
潘建伟的讲述从三十年前的维也纳开始。1990年代中期，他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求学，看到的是当时中欧之间量子光学实验条件的巨大落差。“科学不仅是纸面上的公式，核心技术只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才算真正拥有底气。”2001年，潘建伟回国组建量子物理与量子信息实验室。此后二十余年，从“墨子号”到“九章”，中国在量子通信与光量子计算的部分指标上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
但行业内的判断更为冷静。量子计算距离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仍有相当距离，量子通信的规模化商用也面临成本与基础设施挑战。据中国科学院此前发布的《量子信息科技发展路线图》相关研究，当前全球量子科技竞争已从单一指标领先转向体系化能力比拼，包括材料、器件、软件工具链与工程人才培养。潘建伟在演讲中提到，“从斯坦福、剑桥、伊斯布鲁克回到科大”的一批青年学者，正在构成第三代力量。公开信息显示，这批海归研究者主要分布在超导量子计算、离子阱、量子存储等方向。
两个18岁的“后生可畏”
贺羽的选择发生在18岁，刘思哲也是。2025级少创班学生刘思哲创办守忆科技，用AI改造认知障碍筛查。传统认知筛查更像一场标准化考试，老人面对医生和量表，紧张、抗拒、数据失真。刘思哲团队的方案是：把筛查变成一通电话。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分析通话中的语速、词汇多样性、逻辑连贯度等特征，辅助判断认知状态。
从技术角度看，这属于语音生物标志物与医疗AI的交叉领域。全球范围内，同类研究在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筛查中已有论文发表，但落地为合规医疗器械仍需通过严格的临床验证与监管审批。一位医疗AI行业分析师对记者表示，这类产品真正的门槛不在算法，而在真实世界数据的积累与临床证据链的建立。刘思哲面对的，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医学伦理与市场准入的多重考验。
车企“Boss直聘”背后的安徽变量
当晚最不“思政课”的环节，是四家车企一把手的同台。比亚迪、奇瑞、蔚来、江淮的掌舵人面向科大师***出邀请，蔚来创始人李斌说：“看到这么多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就看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未来。”据活动主办方披露的数据，当前全球每三台售出的汽车中就有一台是中国造，全国每五台出口汽车中就有一台产自安徽。
这组数据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轴里理解。安徽省发改委发布的统计显示，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突破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六成。奇瑞在海外市场的渠道布局、比亚迪的垂直整合能力、蔚来的换电体系、江淮与华为等科技企业的制造合作，构成了一条从整车到三电、从芯片到操作系统的本地产业链。但产业链高度集聚也意味着风险集中，任何一家头部车企的产能波动，都可能对区域就业与配套企业产生传导效应。
一场思政课无法回答的问题
活动结束，学生们在礼堂外讨论最多的是“选择”。贺羽在演讲中有一句话被反复引用：“‘后生可畏’不止在于年轻，更在于年轻时选择一个值得投入的方向。”但在2026年的科技产业语境里，“值得投入的方向”本身就是一个变量。量子计算尚未走通商业闭环，固态电池距离大规模量产仍有工程难题，医疗AI的审批路径仍在摸索，智能电动汽车的价格战与出海壁垒同样不容回避。
这场大思政课提供了精神史、方法论和产业现场，却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它展示的是几代人在不同历史节点做出的具体选择：1958年建校时的战略服从，艰苦时期的烧砖自救，改革开放后的技术追赶，以及当下在量子、AI、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平行竞速。真正的问题留给了台下：当“国运所系”从口号变成具体的芯片、算法、电池和仪器时，个人的技术路径该如何落笔。这个答案，需要在实验室、生产线和真实市场里，用更长的时间写出来。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