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艺术家如何恢复出海权？吴大澂的书法与家国【吉林·珲春·图们江口】
舒兰市法特镇黄鱼村的江畔，一处南北长约150米、最宽处约100米的月牙形水湾静静卧在松花江右岸。这里曾是清代四大官办贡渚之首“龙泉渚”的所在地，也是当年负责向京城皇室进贡鳇鱼的核心储备基地。如今，虽然围堰已毁，但现存水域依然能让人联想到当年千斤级“淡水鱼王”在此越冬的盛况。
鳇鱼在清代地位极高，不仅是帝王将相的珍馐，更是宫廷祭祀的重要用品。史料记载，为保障供应，康熙初年朝廷下令，八旗每旗需派出十九名牲丁专职捕捞。据《永吉县志》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等文献显示，为了将这种巨型活鱼从吉林运至北京，清廷在松花江沿岸建立了一套严苛完备的蓄养转运体系，即“鳇鱼贡”体系。
这一体系包含分级蓄养设施。据《永吉县志》记载，渔人常在江边凿池蓄鱼，池中立木为栅，距离极窄，引活水与江相通而鱼不得过，这种设施被称为“鱼圈”。规模较大的官办设施则被称为“渚”，如扶余陶赖昭附近的如意渚、舒兰法特的龙泉渚等。这些“渚”与分布更广的临时鱼圈共同构成了分时转运的网络。
福康安曾兼任总管督导贡鱼
鳇鱼进贡在清代是关乎吏治的大事。乾隆四十二年（1778年），因进贡鳇鱼个头仅有四五尺，不及往年与市面流通之物，乾隆皇帝对此极为不满。史料显示，皇帝认为时任打牲乌拉总管索柱履职不力，遂下令由吉林将军兼任总管一职。
当时担任吉林将军的福康安，因此接手了这一任务。福康安作为影视剧人物“尔康”的历史原型之一，其管理贡鱼的事迹鲜为人知。这一历史细节反映了当时皇室对鳇鱼品质的极高要求，以及贡鱼制度在行政管理体系中的权重。
独创捕捞法与严苛的转运流程
面对体型庞大、性情凶悍的鲟鳇鱼，捕捞极具挑战。据记载，当时的打鱼牲丁摸索出一套独特方法：有经验的捕鱼人如同驯服牛马一般，给鳇鱼戴上特制“笼头”，合力将其拉入江边的临时鱼圈暂养，待鱼体稳定后再转运至官方的“渚”中。这种驯化式捕捞是当时的一大特色。
位于舒兰市溪河镇临江村的溪河鳇鱼圈遗址，便是这一体系中的辅助设施。该鱼圈依托天然月牙江湾和低洼水泡改造，仅用简易柳条围挡，主要负责上游鳇鱼的短时暂养与中转分流。待汛期过后，鱼会被顺江送往下游的龙泉渚。
作为核心基地的法特鳇鱼圈（龙泉渚），管理更为严密。这里常年配备4名牲丁轮岗值守，汛期则需调动全域人力集中作业。圈底铺设松木板，可保障鱼群安全越冬。每逢寒冬江面冰封，牲丁需破冰取鱼，用黄绫包裹后，插上“贡”字旗帜，经由多个驿站接力，千里迢迢运往北京。
地名遗迹见证百年贡鱼史
顺江而下，今日德惠市朝阳乡学安村的“鳇鱼岛”也是重要的地理印记。该处为江心岛，四面环水，水流平缓且水域开阔，适宜暂养大型鲟鳇鱼。民间研究者认为，这里可能就是清代“巴延渚”的所在地，曾是打牲乌拉下江采��的重要集散地。
在松花江沿岸，许多留存至今的地名依然诉说着这段往事。德惠市松花江镇茶条村的“黄鱼圈屯”，其名便由“鳇鱼圈”音转演变而来；扶余市三骏乡西达户村江岸也曾设有鳇鱼圈，不过现已改造为农田，遗迹无存。此外，农安县设有“黄鱼圈乡”，蛟河市的“苏尔哈渔场”其名源自满语“晾晒鱼网的大场院”，均与当年的渔业活动密切相关。
历经百年冲刷与开垦，松花江畔的大多数“鳇鱼圈”实体围堰已难觅踪影。这些散落沿江的地名与遗址，成为了研究清代东北边疆行政管理与渔业文化的重要实物证据。
（本文资料参考自《永吉县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及吉林省图书馆“打牲乌拉数据库”等公开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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