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片段】伊万的童年（1962）白桦林之吻
维也纳诞生的批判者
2026年9月4日，奥地利维也纳。一百年前的这一天，伊万·多明尼克·伊里奇（Ivan Dominic Illich）出生在这座城市。2002年12月2日，他在德国不来梅去世，享年76岁。
伊里奇的身份很难用单一标签概括——哲学家、历史学家、罗马天主教神父、社会批评家。他生于一个被20世纪欧洲的边界与战争所标记的家庭。早年，他在欧洲学习神学、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1951年，他在纽约成为道成肉身教会的本堂助理神父。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鉴于当时美国教育的低效和社会危机的迸发，伊里奇开始强烈批判学校教育制度。1971年，他出版了《去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提出通过“去学校化”来改造社会的理想。这部著作让他成为“非学校化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和“非学校化运动”的倡导者。
在他看来，学校不仅不能有效履行教育职能，反而妨碍真正的学习和教育，使教育发生异化。他主张建立一种“机会网络”或“学习网络”，让人们能够自由、自主地学习。有学者指出，伊里奇所设计的学习网络可被称为当今互联网学习方式的初代模型。
从“去学校化”到“同活”
1973年，伊里奇出版了《同活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将此前应用于教育领域的批判扩展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他提出，应该“反转当下工具的深层结构”，让人们拥有能够保证其独立高效工作的工具。
“同活”（convivialità）是伊里奇思想的核心概念。据公开资料，他所设想的是一种个体的个人能量处于直接个人控制之下、工具的使用受到负责任限制的社会。他反对技术官僚式末日的威胁，主张一种“同活的社会”的愿景。在他看来，问题在于人是否选择“在事物中富足，还是在自由使用它们的权利中富足”。
1970年代，伊里奇通过一系列著作——包括《去学校化社会》（1971）、《同活的工具》（1973）、《能源与公平》（1974）和《医学的报应》（1976）——获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关注。他被称为“现代西方文化制度的批评者”，批判范围涵盖教育、医疗、工作、能源使用、交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
然而，伊里奇与天主教会的关系始终充满张力。1968年，他被传回罗马，接受梵蒂冈的秘密调查。1969年3月15日，他宣布放弃教会授予他的特权和权力，永远放弃公开履行教士职务。
王国、危机与“可读性的时刻”
在伊里奇百年诞辰之际，他的思想正在经历一场重新评估。据公开的学术资料，随着首个伊里奇全集的出版，有学者认为伊里奇的作品“到了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可读性的时刻’”。他不再像1970年代第一次被接受时那样，显得像是一个天才的“圣像破坏者”。
伊里奇思想的一个关键范畴是“王国”（regno）——这个末世论概念曾被认为是耶稣布道的核心内容，却逐渐从教会的词汇和牧灵实践中消失了。在他看来，王国“已经完成却又还未到来”，其“完成”和“未完成”都包含在当下之中。他曾说：“只有在当下，主才救赎。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未来。”
伊里奇多次把王国的在场比作理解一个笑话。他写道，信的人和不信的人就像在听同一个笑话的两个人。这种对“当下”的强调，也延伸到他后来思想中对未来的持续不信任。他曾说：“我不会允许未来的影子落在我用来思考‘是’和‘已是’的概念上。”
从这个角度看，伊里奇对现代性的批判不仅是一场对西方主要制度的无情审视，更是一种关于“人的人性”的新看法。他所说的“人性”不是生物学或文化上预设的性质，而是“古老的实践”——通过这个实践，男人和女人才使生活对彼此来说成为可能。
百年之后：被重新发现的批判者
2026年，全球多地举办了纪念伊里奇百年诞辰的学术活动。1月24日，巴黎举行了围绕伊里奇的国际研讨会。5月27日至29日，一场国际学术会议在法国 Campus Condorcet 召开，重新审视这位工业社会批判思想家的遗产。9月21日，奥地利萨尔茨堡将举办专题研究日，重读这位“令人不安的全球工业现代性思想家”的著作。
有评论指出，伊里奇是“自我限制的、'同活'生活的远见者”，也是新兴信息技术的早期批判者。在技术加速扩张、教育焦虑蔓延、医疗体系承压的当下，他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问题——工具是为谁服务的？制度是否反而剥夺了人的自主性？——似乎并未过时。
伊里奇生前曾写道：“人必须选择，是在事物中富足，还是在自由使用它们的权利中富足。”百年之后，这个问题依然等待回答。
（本文参考了公开出版的学术资料及百科文献。伊里奇部分生平信息据维基百科、大英百科全书等公开来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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