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新思想｜第11章 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社会建设
体育系统强化政绩观建设，遏制浮躁风气蔓延
2026年9月1日，国家体育总局内部会议明确指出，部分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存在“政绩焦虑”倾向，表现为赛事成绩急功近利、青训体系重结果轻过程、资源配置向短期指标倾斜等问题。这一现象已对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风险。
据《实践》杂志2026年第6期刊发的专题文章分析，“政绩焦虑”在体育领域具体表现为：一些地方体育官员将全运会奖牌数、青少年比赛名次等量化指标视为唯一考核标准，忽视运动员长期培养规律和基层体育生态建设。例如，某省近两年大幅削减社区体育设施投入，转而集中资金打造“金牌突击队”，导致群众体育参与率连续下滑。
体育管理专家李振华（北京体育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指出：“当体育治理被简化为‘数字竞赛’，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协同发展就会失衡。真正的体育政绩，应体现在制度建设、人才梯队和公众健康水平的提升上。”他强调，2025年新修订的《体育法》已明确要求建立多元化的体育绩效评估体系，但地方执行仍存偏差。
目前，国家体育总局已启动专项督导，重点核查2024—2026周期内地方体育经费使用与成果匹配度，并计划于2027年全面推行“体育政绩负面清单”制度，对唯金牌论、数据造假、资源垄断等行为实施问责。此举被视为推动体育治理体系从“结果导向”向“过程与成效并重”转型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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