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广东梅州4人误吃——中国最毒蘑菇——致命鹅膏菌
一、海德堡的蘑菇与杭州的实验室
2026年8月28日，德国拉登堡——Heidelberg Pharma首席执行官刘东舟签署了一份新的合作协议。四年前，当他所在的这家德国生物技术公司迎来一位来自杭州的中国股东时，恐怕很少有人预料到，双方的合作会从产品引进演进到联合研发新一代抗体药物偶联物（ADC）。
这份新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华东医药与Heidelberg Pharma将围绕最多6个靶点，共同开发新一代ADC药物。Heidelberg Pharma贡献其专有的ATAC®技术平台——一种基于毒鹅膏菌（***菇）中提取的鹅膏蕈碱的新型ADC技术；华东医药则提供其研发能力，双方还可能将华东医药的专利抗体或技术纳入候选药物中。
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技术引进，而是一次研发链条的深度咬合。
[IMG:1]二、从股东到合伙人：一条不断升级的合作链
回溯至2022年2月，华东医药全资子公司以1.05亿欧元股权投资，取得Heidelberg Pharma 35%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同期，双方签署产品独家许可协议——华东医药获得包括HDP-101在内的2款在研产品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东南亚等20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独家开发及商业化权益。
彼时的合作模式，是典型的“引进-消化”：中国药企支付首付款与里程碑付款，获得海外创新产品在特定区域的权益。根据2025年半年报披露，仅HDP-101和HDP-103两项产品，华东医药需支付的首付款为2000万美元，最高不超过4.49亿美元的开发、注册及销售里程碑付款。
四年后的今天，合作形态发生了质变。从“License-in”（许可引进）升级为“Co-Develop”（联合研发），从单向的技术转移演变为双向的技术融合。Heidelberg Pharma的ATAC平台与华东医药的研发能力——包括可能投入的专利抗体——将共同决定新药的归属权分配。
这种升级并非凭空而来。2025年，Heidelberg Pharma完成了战略缩减，聚焦核心研发管线；HDP-101已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资格和快速通道认定，中国临床试验于2024年10月获批。在2026年8月25日，HDP-101联合用药方案又获得中国NMPA的Ib/II期临床试验批准。临床数据的积累，让双方对彼此的技术能力和执行效率有了切实的信心。
[IMG:2]三、ATAC：一种全新的作用机制
理解这次合作的战略意义，需要先理解ATAC技术的独特性。
绝大多数ADC药物使用的毒性载荷（payload）属于微管蛋白抑制剂或DNA损伤剂——这是化疗时代延续下来的“老式弹药”。而Heidelberg Pharma是全球首家将鹅膏蕈碱用于癌症治疗的公司。鹅膏蕈碱的作用机制是抑制RNA聚合酶II，直接阻断肿瘤细胞的转录过程——这是一种与现有ADC载荷完全不同的作用方式。
这种差异化意味着：对于已经对传统ADC产生耐药的患者，ATAC类药物可能提供全新的治疗选择。HDP-101靶向BCMA，用于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这是一个对创新疗法需求极为迫切的领域。
新协议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开发双特异性ADC和双载荷ADC。如果说单靶点ADC是“精确制导导弹”，那双特异性ADC就是“双模制导导弹”——可以同时识别两个靶点，进一步提升精准度并降低脱靶毒性。
[IMG:3]四、全球ADC浪潮中的中国坐标
华东医药与Heidelberg Pharma的合作升级，发生在全球ADC交易井喷的背景下。
据国金证券2026年8月30日发布的行业研究报告，2020年至2025年，中国药企的ADC License-out交易从0笔增至22笔，2022年后连续四年保持高活跃度。2026年初以来，合作模式正在从“引进单一产品”转向“早期技术平台合作”——映恩生物与罗氏旗下Genentech达成技术平台合作，交易潜在总金额突破10亿美元；康宁杰瑞与Pathos AI达成22.18亿美元的ADC海外授权。
一个更宏观的数据是：全球ADC授权交易中，90%与中国资产相关。中国生物科技公司的分子管线，正在成为跨国药企补充肿瘤管线的重要来源。
在这一浪潮中，华东医药的路径有其独特性。它没有选择简单的License-out（对外授权），也没有停留在License-in（许可引进），而是通过股权投资锁定技术源头，再通过联合研发实现双向赋能。这种“资本入股+技术合作+联合开发”的三层结构，在中国药企的国际化实践中并不多见。
[IMG:4]五、地缘政治阴影下的技术流动
中德之间的生物技术合作，无法脱离更大的地缘政治背景来审视。
2025年1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对特定ADC药物及其组成成分启动337调查。这标志着ADC领域的技术竞争已进入贸易救济工具的射程。与此同时，中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将ADC列为采用生物工程技术的新型药物类别——政策信号清晰指向这一领域的战略价值。
欧洲在这一博弈中扮演着微妙的角色。德国是全球生物技术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但缺乏将早期发现大规模产业化的完整链条。中国则拥有庞大的临床资源、制造能力和市场规模。中德在ADC领域的合作，本质上是“欧洲源头创新”与“中国产业化能力”的一种结合——这种结合既符合商业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中美技术脱钩的直接冲击。
Heidelberg Pharma CEO刘东舟在签约时表示：“我们希望通过结合双方的优势和技术，为癌症治疗开发更多创新的偶联药物候选物，启动持续的研究项目流”。这句话的背后，是一个正在成形的跨国产学研网络——德国的基础发现、中国的临床开发、全球的市场化。
[IMG:5]六、从引进到共创：一种路径的启示
回到2018年之前，中国创新药行业的主流叙事是“me-too”和“fast-follow”——在已知靶点上做快速跟进。2018年港交所18A章和科创板开放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上市后，资本催生了一批以License-in模式驱动的Biotech。
2022年华东医药入股Heidelberg Pharma，仍带有鲜明的License-in色彩。但四年后的这份联合开发协议，标志着一种转变：中国药企不再只是“买家”或“经销商”，而是开始作为技术共创方参与全球创新药物的早期研发。
从毒鹅膏菌中的天然毒素，到海德堡实验室的ATAC平台，再到杭州的临床试验和未来的亚洲市场——这条价值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重新定义“谁在主导创新”。2026年8月31日签署的这份协议，或许只是这条漫长链条上的一个节点，但它指向的方向足够清晰：在全球生物医药的创新版图上，中国企业的角色正在从跟随者变成共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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