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给电视剧《重器》挑错（一）疑罪从无与无罪推定
电视剧《重器》近期播出，以数十年跨度展现中国法治发展，引发社会广泛讨论。该剧选取刑法与刑诉法演进为核心主线，回顾了从1979年“一日七法”到确立罪刑法定等关键节点。编剧赵冬苓在剧集播出后接受媒体采访，分享了创作背景与对当下法治舆论的看法。
赵冬苓坦言，接下剧本邀约时自认为对法律颇为熟悉，但随着实地采访深入，她意识到自己对新中国法治进程的了解依然有限。她在采访中了解到，1979年新中国已成立三十年，人口逾十亿，却长期没有刑法与刑诉法。对于“没有法律如何判案”的疑问，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曾回应：“没有法律的年代，还有法律人。”这一观点成为《重器》创作的重要准则，即不仅书写法治历程中的不完美，更展现法律人为推进法治进步的不懈努力。
剧中，夏英杰、张丽慧、方淑梅等女性法律人形象生动，为厚重的法治叙事注入了温度。赵冬苓表示，并未刻意强调女性创作者身份或女性角色，认为这种书写理所应当。对于剧中法律界原型的塑造，她指出，学术人物与学术本身不完全适合影视表达，剧中的周一仆、程兼济等角色主要以高铭暄、王作富等法学家为原型，但更多侧重于表现法律精神和薪火相传，而非单纯的生平传记。
《重器》播出后，舆论呈现出复杂态势。一方面，剧集直面“严打”时期法治尚不健全的历史，被观众评价为“敢拍”；另一方面，剧中灰度复杂的争议人物也招致了部分批评。赵冬苓对此保持清醒，认为如果作品“一概叫好”反而需要警惕。她直言，面对网络批评是编剧的常态，“骂什么都得担着”。
呈现法治悖论与理性探讨
剧集试图展现法治的核心悖论：既要打击犯罪，又要限制打击犯罪的公权力，防止其异化。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曾指出，法治具有这种悖论性存在。赵冬苓回应称，创作虽未上升到理论高度，但确实有意识地呈现了这一矛盾。剧中男主人公陈一众满怀正义感却最终反思“我杀人了”的情节设置，正是对这一悖论的具象化表达。
尽管���集传递了限制公权力、摒弃重刑思维等核心价值观，但部分网络评论区出现呼吁恢复流氓罪、回归重刑时代的反向呼声。对此，赵冬苓表示有预期。她认为，网络时代实现了平权，但也容易形成“众神的狂欢”，许多言论属于情绪宣泄而非理性讨论。她相信，绝大多数人并不希望生活在严刑苛法的时代，正因存在非理性宣泄，通过作品发出理性的声音才显得更为必要。
着眼未来与民法叙事
关于题材选择，赵冬苓解释，法律领域过于宏大，一部作品难以涵盖。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晓力曾建议关注民法发展，但因篇幅与主题考量，《重器》暂时搁置了民法内容。赵冬苓表达了对民法题材的兴趣，认为其发展过程可能比刑法更为精彩，希望未来有机会专门创作相关作品。
对于当下年轻影视创作者，赵冬苓拒绝输出悬浮的理想主义，建议“先挣钱脱贫、在影视圈站稳了再说”。她坦言，在法治叙事之外，生存问题是创作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据公开资料显示，法学泰斗高铭暄于2026年2月去世，享年98岁。其生前牵头起草刑法的事迹，曾深深触动赵冬苓，虽未在剧中独立成线，但其精神内核已融入剧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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