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书·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5分钟让你牢记“科学环”（第四章第一讲）
从“科技”一词说起：一场延续百年的认知偏差
2026年8月17日，上海静安图书馆内座无虚席。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站在讲台前，抛出一个看似简单却直指核心的问题：“当你说‘科技’时，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他随即自答：“多数中国人想到的是技术——能造高铁、能写代码、能提升GDP的技术。而科学，那个追问自然本质、追求逻辑自洽的知识体系，却被悄然遮蔽。”
这场围绕其新著《科学乃自由之路》的分享会，不仅是一次图书推广活动，更像是一场对近代中国科技观的系统性复盘。吴国盛指出，“科技不分”并非语义混淆，而是一种根植于历史进程的结构性误解。自20世纪初“科学救国”思潮兴起，到改革开放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政策导向，科学始终被工具化为强国手段，而非独立的精神追求。
技术繁荣下的科学缺位
中国在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应用技术领域已跻身全球前列。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六年居首。然而，吴国盛提醒，这些成就多建立在已有科学原理的工程化延伸之��。现代技术革命的源头——如深度学习依赖于Hinton等人对神经网络的理论突破、半导体产业奠基于量子力学——仍源自基础科学的自由探索。
他援引英国学者李约瑟的“李约瑟难题”指出，中国古代虽有四大发明等技术高峰，却未发展出以公理化、演绎推理为核心的科学传统。“张衡的地动仪令人惊叹，但它是个孤立装置，没有形成可传承、可证伪的知识体系。”吴国盛强调，技术可以经验传承，科学则必须依靠理性自觉与制度保障。
自由：科学精神的底层逻辑
在吴国盛看来，科学的本质与“自由”密不可分。古希腊人之所以开创科学传统，正因他们相信自然有其内在秩序，人类可通过理性独立探究这一秩序——这种信念的前提，是个体思想的自主性。反观中国传统，“群己权界”模糊，个体常被家庭、社群或国家角色所定义。“我们介绍自己先说姓氏、籍贯、单位，却很少问‘你是谁’。”他说。
这种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了科学生态。据《自然》杂志2025年对中国科研环境的专题分析，尽管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比重已升至8.2%（国家统计局《2025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但科研人员普遍反映考核机制仍过度强调短期产出与应用转化，抑制了高风险、长周期的原创探索。
从追赶到引领：观念转型迫在眉睫
吴国盛认为，过去百年中国处于技术追赶阶段，功利导向尚可维系发展动能。但如今在量子计算、可控核聚变、脑机接口等前沿领域，中国已进入“无人区”，无法再靠模仿前行。“若继续将科学视为技术的附庸，我们将永远缺乏定义下一代技术范式的能力。”
他引用竺可桢1936年提出的“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作为理想科学精神的注脚，并坦言这一理念在救亡图存年代难以落地。而今，历史条件已然改变。2026年正值“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吴国盛呼吁，政策设计需真正尊重科学的内在逻辑——给予研究者免于功利干扰的探索空间，才是建设科技强国的深层根基。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