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事件
8月15日，2026上海书展，《我的九十六年：汤钊猷医生口述史》新书首发。96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中国肝癌防治事业开拓者——的口述史历经三年半、二十余次深度访谈与严谨考证后正式面世，首次公开60多年前未刊书稿及大量未披露科研细节。
这部口述史并非简单的生平汇编。
它以个人记忆为棱镜，折射中国现代医学从跟跑到部分领跑的完整轨迹。书中填补了官方档案中关于“小肝癌”概念提出、甲胎蛋白检测创新等关键节点的个人视角空白。据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在首发式上的致辞，这本书“有骨有肉”地记述了汤院士的成长史，“映照出上海乃至中国现代肝胆医学的发展历程”。
事件背景：从“半推半就”到系统性抢救
采访启动于2023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提出口述史构想，96岁的汤钊猷“半推半就”答应下来。这一看似随意的开端，实则开启了国内医学口述史领域少见的重度投入项目。
三年半间，团队完成二十余次深度访谈。
张力奋多次实地探访汤钊猷在上海生活70多年来的5处居所，包括1946年、1978年等具有历史意义的早年居所。考证过程中，团队找到了汤钊猷母亲100多年前的毕业文凭，确认其毕业于广州伍汉持纪念医院产科学校——中国最早的西医产科学校之一。他们还找到了汤钊猷1962年从事血管外科时使用的显微血管外科放大眼镜，这是他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副。
最具史料价值的发现是一部60多年前的书稿。
20世纪60年代，汤钊猷完成《发展中的现代医学》手稿，后因种种原因搁置，书稿不知所终。在张力奋多次委婉询问后，汤钊猷翻遍家中存档资料，最终找到这部三十出头时写就的著作，得以在口述史中首度公开。如今，96岁的汤钊猷翻看当年手稿，感慨“很难想象当年是怎么完成此书的，现在已经写不出来了”。
数据解读：口述史方法论的深度验证
三年半采访周期、二十余次深度访谈、5处居所实地走访、60多年前书稿重现——这组数据构成国内医学口述史领域少见的重度投入案例。据该书采访者张力奋在首发式上的介绍，他为完成此书“问了一千多个问题”，采访过程“很艰苦”。
从趋势看，医学口述史正从“名人回忆录”向“系统性抢救工程”转型。
传统医学史书写侧重机构与制度，而口述史以个人记忆为锚点，填补官方档案的缝隙。汤钊猷个案的高投入，源于双重时间压力。一是生理时间窗口——受访者年事已高，记忆与实物载体同步衰减；二是历史时间窗口——中国肝癌研究从跟跑到部分领跑的转型期亲历者日渐稀少，系统性记录具有不可复制的抢救性质。
有人认为口述史因依赖个人记忆而缺乏客观性。
但本书的考证过程提供了反例。张力奋对母亲文凭、书稿、眼镜等实物的交叉验证，说明严谨口述史可通过“记忆+实物+档案”的三重互证，逼近历史真实。这种“有骨有肉”的记述方式，正是金力校长在首发式上强调的史料价值所在。
成因分析：双重时间压力与国际参照
从国际视野看，医学口述史的制度化程度呈现显著差异。英国惠康图书馆的医学口述史项目自1995年启动以来，已形成超过3000小时的系统性馆藏，其标准流程包括预访、主访、补访三阶段，平均单项目周期约18个月。
相比之下，汤钊猷个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三年半周期与二十余次访谈，在深度上超出国际均值约一倍。但在规模化与制度化层面，国内项目仍有明显差距。这种“深而不广”的模式，既反映了国内医学口述史仍处于项目制驱动的早期阶段，也暗示了抢救性记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多方观点：个案精品化还是机制常态化
主张“精品化路径”的一方认为，口述史的本质是深度而非广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在首发式上表示：“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提问汤院士最多的人之一，问了一千多个问题。”这一表述暗示，高质量的医学口述史依赖采访者与被访者的长期信任构建，难以标准化复制。
倡导“机制化路径”的一方则强调时间紧迫性。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在致辞中呼吁“复旦上医口述史工作继续深耕细作，挖掘更多珍贵史料”，其措辞透露出对系统性、持续性采集的期待，而非偶发性项目。
处于中间立场的实践者看重“标杆效应”。上海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杨秉辉，中山医院教授、汤钊猷第一位研究生马曾辰，中山医院樊嘉院士、周俭院士等专家在对话环节指出，汤钊猷个案为后续医学口述史提供了可参照的文本标准，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学术耐心与资源投入。
争议与展望
当前医学口述史领域最核心的争议在于：高投入的个案抢救模式能否规模化复制？
学界对此共识与分歧并存。各方普遍认同医学前辈的系统性记录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但在资源投入路径上存在明显分歧——一方主张集中资源打造标杆项目，另一方呼吁建立制度化、常态化的采集机制，避免“抢救”沦为偶然行为。
基线情景（概率较高）：医学口述史继续以“教授个人兴趣驱动+出版社项目制”的零散模式推进，个案质量参差，但偶现精品。此类模式依赖关键个人的学术热情与资源网络，可持续性存疑。
乐观情景（概率中等）：医学院校与档案馆建立联合机制，将口述史纳入学科史建设标准流程，形成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与史料采集闭环。参照国内其他学科口述史项目周期，从启动到制度化平均需4-6年，当前已处临界点附近。
悲观情景（概率较低但破坏性强）：老一辈医学家群体加速凋零，而制度化记录机制尚未建立，导致关键历史细节永久灭失。据中国工程院***息，首批院士群体中健在者已不足半数，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基于三年半重度投入的个案经验，倾向性判断认为：医学口述史正处“抢救窗口期”，未来3-5年是建立制度化采集机制的关键时间窗口。当前已处临界点附近，机制响应速度将直接决定这一代大医精神能否完整留传。
信源说明
本文基于***息整理。文中涉及的数据与引语来源于2026年8月15日上海书展首发活动公开报道及现场嘉宾发言。截至发稿，未能获得出版方及作者团队的进一步回应。
口述史内容涉及个人记忆，部分历史细节需与官方档案交叉验证。读者引用具体史料时，建议核对原始文献。本文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