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HCR：全球流离失所者达1.178亿 抗战难民日记照见治理困境
联合国难民署（UNHCR）2026年6月发布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已达1.178亿人，相当于每70人中即有1人。其中约2850万人在UNHCR授权下被认定为难民，71%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接收。中国学者近期对抗战时期难民日记的研究，为观察国际难民治理中“制度供给”与“人情网络”的张力提供了历史参照。
1937年11月26日，南京滨江初小校长周廉臣携三弟加入西迁洪流，其日记记录了从南京至桂林的流亡食谱。从表兄“坚留午餐”的煨鸡，到母亲筹措的二百元路费，再到沿途旧同学的一餐饭、船上一壶热茶，这些细节构成了战时知识精英依赖社会资本生存的微观样本。
据学者孙艳魁估算，战时中国难民人数“当在6000万人以上”，“约占战前全国人口的14%略弱”。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调查显示，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仅经万县进入四川的难民就达2.6万人，其中工商学界占15%。历史研究者指出，周廉臣得以在流亡途中“品茗”、在湖口“晚饭后沐浴”、在长沙“至毕府进餐”，靠的是十余年求学从教积累的人情网络；而对于绝大多数缺乏社会资本的底层难民而言，这张网并不存在。
研究者分析，周廉臣的饮食来源呈现“三层结构”：第一层为血缘与亲情，第二层为业缘与学缘，第三层才是市场购买。三层结构层层递退，共同前提是其受过教育的身份与手中余钱。抗战期间，四川接纳、救济、安置难民约300万人，贵州70余万人，但个体网络在大规模流亡面前迅速触及极限。
这一历史经验与当代国际难民治理形成对照。2026年1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会见新任难民高专时表示，中方愿进一步加强同难民署沟通协作，推动标本兼治。同年3月，中国代表团在“77国集团和中国”同联合国难民高专互动对话会上指出，“四分之三的难民身处发展中或最不发达国家”。5月，中国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在乌干达纳基瓦莱发放食品援助，惠及约8.95万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
中国官方叙事强调“标本兼治”，即不仅解决眼前生存问题，更试图消除冲突、贫困与发展失衡等根源。分析人士认为，这与抗战时期“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救济模式不同，当代倡议试图将难民问题纳入发展议程。
然而，制度供给与人情网络之间的结构性张力依然存在。UNHCR预计，2026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和无国籍人口将达1.36亿。面对这一量级，任何基于个体关系的救助模式均难以规模化运作。专家指出，难民营中的定量口粮与周廉臣在表兄家吃到的那顿煨鸡，在生存体验上不可通约；制度化救济的“规模效率”往往以“关系温度”为代价。
历史学者认为，抗战时期的中国正是在个体网络与国家救济的交错运作中，勉强托住了数千万流亡民众的生存底线。如今，随着全球流离失所者数量持续攀升，如何在制度框架内保留对个体差异化需求的识别能力，仍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未解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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