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史料少年陷网暴漩涡：从“加分保送”谣言到死亡威胁
2026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两天前，两名致力于搜集日军侵华史料的少年——连云港15岁初三学生徐凯睿与徐州16岁高中生于聍鹏——接受了媒体采访。令他们进入公众视野的，并非捐赠行为本身，而是自今年4月以来持续遭遇的网络暴力与威胁恐吓。
徐凯睿是三名自费捐赠日军侵华罪证的少年之一。2025年底，他自费在网上购得5封侵华日军士兵信件，捐给江苏和河北的纪念馆。2026年2月，他又购买了《九六式马防毒面具取扱法案》。此后，他与浙江男孩杨宇轩、河南男孩周犇共同出资一万余元——全部来自压岁钱和节省的零花钱——从湖南一位收藏家手中购回侵华日军1855部队和1875部队的经济资料。5月14日，三人将这批史料捐赠给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方鉴定《九六式马防毒面具取扱法案》为1936年至1945年间日军原始档案，封面印有“秘”字，“九六式”马防毒面具很可能是孤品。
然而，善举并未换来善意。“4月份的时候比较难受，因为我自己本意是做好事，被他们说是为了加分保送，当时我们当地教育局也进行了辟谣，他们用各种理由进行无端谩骂，很难受。”徐凯睿说。据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有网友私信自称日本信息会副经理，要求其交出侵华日军资料，遭拒后回复“江苏的是吧？行”；还有人留言诅咒：“我会中医看你面相，你有胃癌晚期的症状了”“他如果自杀，我就相信他没背景”。更有甚者扬言“见他一次就打一次”。
16岁的于聍鹏同样未能幸免。“有人说，我搜集这些史料是为了升学，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我已经中考过了，距离高考还有两年时间，我也完全没有必要为了高考去铺垫。”他说。最近一个多月，他先后受到5次威胁，有人直接用日语对他进行恐吓。
[IMG:1]两次报案与警方介入：网络暴力的司法边界
面对持续升级的网暴，两名少年均选择报警。今年5月1日，徐凯睿在母亲陪同下到辖区派出所报案，警方正式立案。但网暴并未停止。7月底，新一轮攻击卷土重来，他再次报案，警方再次行政立案。
据新黄河记者8月2日报道，连云港警方已启动对徐凯睿的保护措施，并找到一名外地的侮辱诽谤者，已依法传唤该违法嫌疑人。记者联系连云港一名经办此案的民警，对方表示案件正在侦办中，暂无法透露具体情况。
徐凯睿的遭遇并非孤例。据公安部2026年7月发布的数据，2026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网上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各类网络暴力活动，全链条打击网暴发起者、组织者、实施者，已累计侦办此类案件2000余起。同期，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
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7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惩治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网络敲诈、“网络水军”等违法犯罪，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7.7万人。作为对比，2025年全年这一数字为18.2万人。
“一个人的嘴说不过一百张一千张”：少年与支持者的坚守
网暴不仅针对徐凯睿本人，还波及了试图为他澄清的同学。“让我比较感动的是，我们同学用自己的账号来给我澄清，之后他们也遭遇了网暴，没有保护好朋友，比较伤心。”徐凯睿说。
在这场持续的恶意攻击中，徐凯睿的母亲、同学和老师一直在开导他。他逐渐调整了心态：“后来我意识到互联网有好的也有坏的，没有必要在意他人的眼光，一个人的嘴说不过一百张一千张，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于聍鹏则更为直接：“面对这些行为，我不会害怕，当然也会有担忧，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两名少年均表示，报警是他们认为最理性的应对方式。
[IMG:2]法律框架下的网暴治理：从专门规章到立法进程
徐凯睿和于聍鹏的遭遇，发生在我国网络暴力治理法律体系加速构建的背景下。2024年8月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的《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正式施行。该规定明确，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涉网络暴力违法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2026年7月，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这是中国首部针对网络暴力的专门立法。征求意见稿拟对网络暴力内涵外延进行界定，并规定对可能被利用实施网络暴力的社交、医疗、地理位置等涉及的个人信息实施重点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向记者表示，现有法律框架下，网暴受害者可通过民事侵权诉讼、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诉三条路径维权，但实践中仍面临取证难、平台配合度参差不齐、跨地域执法协调成本高等问题。“两名未成年人在短时间内两次报案并获立案，说明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的重视程度在提升，但从立案到实质处理之间仍有距离。”该学者说（因行业敏感要求匿名）。
记者尝试联系自称“日本信息会副经理”的涉事网友及发表诅咒言论的其他用户，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现实挑战
徐凯睿和于聍鹏均为未成年人，这使他们的遭遇叠加了另一层复杂性。共青团中央发布的《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近97.3%的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中国网络安全出版社2025年9月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情况报告（2025）》从六个方面展示了数字时代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实践和成效。然而，学术研究指出，未成年人的脆弱性、多主体的监管失灵与法律规制体系的不足，共同导致当前未成年人网络暴力预防体系难以发挥充足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5月30日发布的《守护未来：未成年人审判工作护航成长（1978-2024年）》系统梳理了数十年来未成年人审判工作实践。但针对未成年人作为被害人的网络暴力案件，目前尚无专门的司法统计口径公开披露。
值得注意的是，徐凯睿所在学校和教育部门在事件发生后介入了心理疏导。据新黄河报道，今年4月底，连云港当地教育、公安部门已对他进行了各种保护。
[IMG:3]数据背后的趋势：网暴案件侦办量上升，但治理仍存短板
从公开数据看，公安机关对网络暴力的打击力度在持续加大。2026年以来已累计侦办网暴案件2000余起，而2025年全年检察机关起诉利用网络实施的犯罪为18.2万人。2026年上半年这一数字为7.7万人。按此推算，2026年全年起诉人数预计将低于2025年——但这未必意味着网暴减少，更可能与案件侦办周期、司法资源配置等因素相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2025年发布的一份关于网络生态治理的研究报告指出，网络暴力治理面临“发现难、取证难、认定难、追责难”的四难困境，尤其是针对未成年人的网暴，由于受害者维权能力有限，往往更难得到有效处置（报告名称记者查阅中，因公开渠道未能获取全文，此争议仍待进一步讨论）。
于聍鹏在采访中的一句话或许道出了许多网暴受害者的共同处境：“我不会害怕，当然也会有担忧，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当善意遭遇恶意，法律的边界正在被一次次试探。两名少年选择用报警而非沉默回应，这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在81年前那场战争结束的纪念日里，他们捍卫的不仅是历史的真相，还有每一个普通人说真话的权利。
截至发稿，徐凯睿的第二次报案仍在办理中。连云港警方已传唤一名违法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记者 撰文
来源：基于公开报道与记者独立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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