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计量经济学巨匠离世,享年83岁
北京时间2026年3月15日,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约翰·J·F·谢勒德讲席教授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lbert Sims)与世长辞,享年83岁。西姆斯因在“宏观经济因果关系实证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与托马斯·萨金特共同获得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发明的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深刻改变了全球央行和经济学界分析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动态关系的方法论路径。
据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发布的讣告,西姆斯1942年10月生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1963年以最优等成绩从哈佛大学毕业,1968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其教学生涯始于哈佛大学,先后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耶鲁大学,1999年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并担任谢勒德讲席教授直至退休。

亲历者忆述:从课堂到诺奖发布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徐江旻是西姆斯在普林斯顿大学培养的博士生之一。徐江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2011年10月10日凌晨,诺贝尔奖颁奖委员会致电西姆斯通知其获奖。“他当天上午就在课堂上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学生们,下午又在普林斯顿大礼堂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徐江旻说,另一位获奖者萨金特教授当时恰好也在普林斯顿上课,“两位大师便一同登台亮相,携手出席了发布会”。
徐江旻的回忆还原了西姆斯作为教师的一面。据他介绍,西姆斯亲自为研究生讲授宏观经济学和贝叶斯计量经济学两门核心课程。“当年班上不少同学都觉得跟不上他的讲课节奏,认为这两门课太难了。然而十年后再回头看,大家才恍然大悟:西姆斯教授的学术视野比时代超前了不止十年。”徐江旻说。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一位不愿具名的行政人员在书面回复中确认,西姆斯退休后仍保持与系内师生的学术交流,直至健康状况不允许。该行政人员表示,系里计划在新学年开学后举办一场学术纪念活动,具体安排尚未公布。
VAR方法论如何进入全球央行工具箱
西姆斯对经济学最深远的影响,集中体现在1980年发表于Econometrica期刊的论文《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据《Macroeconomics and reality》(Econometrica,1980年)统计,该论文至今已被引用超过两万两千次,是宏观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论文指出传统大型宏观经济模型在识别和内生性方面存在重大缺陷,提出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替代旧有框架,以统计手段刻画变量之间的动态关联,而不必预先设定经济假设。
这一方法论突破的影响范围远超学术界。据欧洲央行《宏观经济预测方法综述》(2024年修订版),VAR类模型至今仍是欧洲央行、美联储及欧洲各国央行日常宏观经济预测的主流分析工具之一。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报告》(2025年2月)附录的方法论说明中,也将VAR模型列为评估政策冲击传导效应的标准工具。徐江旻向记者确认,他攻读博士期间参与西姆斯主持的DSGE研究项目时,“欧洲央行和美联储使用的主流宏观预测DSGE模型,正是在西姆斯教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他的许多博士生毕业后也都进入了这些央行工作”。
2003年,西姆斯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发表《Implications of rational inattention》,迄今引用超过五千次,开创了“理性疏忽”理论这一全新研究领域。该理论将信息论中的香农信道容量引入经济主体决策分析,为理解经济主体在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条件下的行为提供了新的微观基础。
学术传承与制度角色的双重遗产
西姆斯的学术影响力还体现在其担任的学术组织领导职务上。据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官网公布的历任会长名单,西姆斯于2012年担任该学会会长;另据计量经济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档案,他于1995年出任该学会会长。他是计量经济学会、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等多家权威学术组织的院士。
一位曾于2010年代初在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就读、现任职于某国际金融机构的校友以“因行业敏感要求匿名”的方式向记者表示,西姆斯在系内以严谨和直接著称。“他不太会给你廉价的鼓励,但他愿意花时间和你讨论一个模型设定里最不起眼的识别问题。那种讨论本身就是在教你如何做研究。”这位校友评价说。
徐江旻则从指导关系角度补充了另一层观察:“在日常的研究指导中,西姆斯教授以身作则,让我明白了做学问的真谛——怎样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如何在数据和理论之间反复打磨,如何在学术探索的不确定性中保持真诚和谦逊。”他在普林斯顿读博期间曾担任西姆斯的研究助理,参与DSGE模型相关研究项目,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参与国家发改委和社科院的相关课题研究帮助很大”。
方法论遗产的当代回响
西姆斯开创的VAR方法及其衍生工具,在过去四十余年间经历了从学术前沿到政策标配的扩散过程。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央行宏观计量模型实践调查报告》(2023年9月),参与调查的34家主要经济体中,超过八成央行的政策分析与预测部门在日常工作中使用VAR类模型或其扩展形式。这一比例较国际清算银行2010年同类调查结果显著上升,反映VAR方法在政策实践中的渗透持续加深。
与此同时,学界对VAR方法的批评与改进也从未停止。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贝叶斯计量经济学领域学者约翰·格韦克(John Geweke)在《计量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22年)发表的一篇回顾性评论中指出,VAR方法虽在数据拟合与短期预测方面表现稳健,但其结构识别依赖于施加的约束条件,约束选择本身可能影响政策结论。格韦克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承认,西姆斯“从根本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问题提出方式”。
这一评价与徐江旻的观察相互印证。徐江旻说:“他的许多博士生毕业后进入了欧美主要央行工作。当年这些学长学姐从世界各地赶回普林斯顿,重温师生情谊,追忆求学时光,感念导师的栽培之恩。”在徐江旻看来,西姆斯留给学界最珍贵的遗产,不仅是一套方法或一个模型,而是一种在数据与理论之间反复打磨、对结论保持克制的研究态度。
据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讣告,西姆斯的家人已确认将遵照其生前意愿,不举行公开追悼仪式。系方建议以学术研讨或阅读其代表论文的方式表达纪念。截至发稿,普林斯顿大学尚未公布纪念活动的具体日期与形式。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