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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供应商的三年:从等款到等不到的订单
刘明(化名)在长三角经营一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三年前,他最焦虑的是车企的货款什么时候到账——半年甚至更长的账期,让他的现金流常年紧绷。到了2026年,账期确实短了。但新的焦虑接踵而至:订单在变少,报价在压低,同行在出局。
“卷”从一个动词变成了一种生存常态。刘明的困境不是个案。9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新闻发布会,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用“顽固性、复杂性”来形容汽车行业的非理性竞争问题。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行业表态——工信部同时宣布了四项举措,涵盖竞争秩序整治、标准提升、质量安全底线和制度机制建设,并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机动车生产准入管理条例》立法进程。
要理解这场治理行动的分量,需要把它放到全球汽车产业的大图景中去审视。
[IMG:0]3.2%的利润率意味着什么
中国汽车产业正经历一个矛盾时刻:产销量全球领先,利润却持续走低。2026年一季度,汽车行业利润率降至3.2%,连续第六个季度运行在4%以下。对比之下,德国和日本车企的利润率区间通常在5%至9%之间。规模在增长,利润在收缩——这是价格战最直接的代价。
更深层的问题在产能端。2026年二季度,中国汽车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滑落至70.8%,跌破75%的国际健康警戒线。全国整车规划总产能已突破4000万辆,而全行业闲置产能推算在26.8%至29.5%之间。燃油车产能利用率仅约59.7%,新能源车产能利用率虽达到83.1%,但总量过剩的结构性矛盾并未因此消解。
产能过剩并非中国独有。波士顿咨询公司2026年7月发布的研究显示,欧洲汽车工厂平均产能利用率仅为59%,整体过剩产能相当于35座整车厂。美国汽车业产能利用率跌至65%,为近年最低水平。大众汽车集团已计划将全球整车产能从1200万辆压缩至900万辆。全球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轮普遍的产能出清,中国只是其中体量最大、矛盾最集中的战场。
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同时面对两个方向的压力:内部是价格战对行业利润和供应链的持续侵蚀,外部则是贸易壁垒对出口通道的收紧。
[IMG:1]关税壁垒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赛跑
2024年10月,欧盟正式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为期五年的反补贴关税。在10%的进口关税基础上,比亚迪被加征17.0%,吉利18.8%,上汽集团35.3%,部分车型综合税率最高可达45.3%。2026年6月,欧盟进一步将反补贴关税范围扩展至中国产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大洋彼岸,美国在2026年4月将中国电动汽车基础关税上调至100%,叠加进口环节常规税费后,综合税负达到102.5%。
关税的效果正在显现。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汽车出口达322万辆,同比增长71%,但欧盟对插混车型的关税提案可能使中国对欧出口中受关税影响的份额升至60%以上。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中国车企正加速从整车出口转向海外本地化生产。截至2026年9月,中国品牌已在海外布局超过130家工厂,比亚迪匈牙利工厂计划于四季度投产,奇瑞与西班牙Ebro合资利用日产旧厂于年底启动生产,上汽集团已敲定西班牙工厂选址。
这意味着全球汽车供应链正在经历深度重构。过去以整车贸易为核心的出口模式,正在被“区域制造、区域销售”的新格局取代。这一转变既是应对关税壁垒的现实选择,也是中国汽车产业从贸易输出走向产业输出的必经之路。
“反内卷”的全球坐标
工信部此次部署的四项举措,值得放在这一全球背景下逐条审视。整治网络乱象和规范新车发布测评,针对的是价格战的“软性”维度——舆论战和过度营销对市场秩序的干扰。实施汽车标准提升专项行动,核心意图在于“引导企业摆脱低价路径依赖”,转向以技术、品质和服务竞争。四部门此前已联合启动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里程拟从1.5万公里提升至3万公里。守牢质量安全底线和推进准入立法,则是在制度层面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机制。
账期治理是这场治理行动中最具体的抓手。2025年6月,17家重点汽车企业公开承诺“支付账期不超过60天”。工信部与市场监管总局于2026年9月联合发文,首次从国家层面为汽车行业账期管理设立统一制度规范。根据中汽协2026年2月的调研报告,17家重点车企已将供应商平均账期压缩至约54天,较承诺前缩短约10天。
成效是可见的,但问题并未解决。工信部在发布会上坦承,与成熟跨国汽车企业相比,中国重点车企账期仍有改进空间,部分供应商“获得感不强”。非理性竞争问题被定性为具有“顽固性、复杂性”——这个判断本身说明,治理远未到可以松懈的阶段。
[IMG:2]一个开放的问题
从全球视野看,中国汽车产业的“反内卷”并非孤立事件。日本在1960至1970年代汽车产业高速扩张期,同样经历过品牌数量锐减的整合过程,丰田与本田的崛起伴随着80%以上中小品牌的淘汰。德国在工业化早期面对恶性竞争时,选择的是建立卡特尔制度和行业协调机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路径各异,但核心命题相同:当一个产业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如何在市场出清与产业稳定之间找到平衡?
中国选择的是“标准升级+准入立法+质量监管”的组合路径。这条路径能否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保留创新活力?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供应链区域化重构的背景下,国内产业治理与海外市场拓展之间如何形成正向循环?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的不只是中国汽车产业的走向,也关乎全球汽车产业格局的下一轮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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