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将10月定为对华谈判最后期限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2026年第二季度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达到1033亿欧元，为2022年第三季度1070亿欧元峰值之后的最高水平；上半年累计逆差约2010亿欧元。换算下来，欧盟对华日均贸易逆差已接近10亿欧元。这一数字，正是欧盟新任驻华代表团团长范恺珀于9月1日抵华、9月9日向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礼宾司司长洪磊递交国书副本时所面对的宏观底色。
范恺珀并非职业外交官出身。他此前担任荷兰外交大臣，2026年4月确认出任欧盟驻华代表团团长一职，在接受荷兰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履新后将重点关注贸易和经济利益，“但地缘政治关系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欧中之间的议题”。这一表态折射出欧盟对华政策的双重焦点：经贸博弈与地缘考量已深度交织。值得注意的是，范恺珀的前任也曾在贸易摩擦升温期履职，而如今中欧经贸关系的紧张程度较此前更甚。
[IMG:0]从顺差到逆差：中欧贸易结构的十年之变
中欧贸易关系并非一直处于失衡状态。据公开数据，欧盟对华贸易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总体保持顺差，此后逐步转为持续逆差，逆差规模在过去二十余年间不断扩大。2025年全年，欧盟对华出口199.6亿欧元，自华进口559.4亿欧元，货物贸易逆差达359.8亿欧元，较2024年出口下降6.5%、进口增长6.4%。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并非中国对欧出口激增，而是欧盟对华出口持续萎缩——这一结构性变化指向的是中国制造业进口替代能力的提升。
从商品结构看，欧盟自华进口中制成品占比高达97.3%，其中机械与车辆类占54.4%。电动汽车、工业设备和消费电子产品的进口增长尤为突出，直接冲击欧洲本土制造业。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市场的利润空间被本土品牌挤压，中国国内电动汽车市场份额中自主品牌已超过65%。换言之，逆差扩大反映的不是某一方的“不公平竞争”，而是全球产业竞争力格局的位移。
布鲁塞尔的工具箱与内部掣肘
面对持续扩大的逆差，欧盟委员会今年以来密集***或酝酿多项政策工具。据英国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研究供应链多元化规则，拟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将单一供应商采购比例限制在30%至40%，其余零部件须来自至少三个不同供应商。与此同时，欧盟还在筹划一项名为“团结工具”的新机制，旨在为欧洲企业将关键物资供应链从中国转移提供资金支持。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更在9月初公开表示，北京须在10月最后期限前拿出“具体成果”，否则将面临“更严厉的措施”。
然而，这些政策工具在欧盟内部面临显著阻力。德国、西班牙等国对中国市场的结构性依赖使其难以承受供应链硬性切割的代价，德国未签署五国联合提交的强化对华贸易工具提案。在5月关于电信网络建设的讨论中，德国和西班牙带头反对将中国技术供应商排除出欧洲网络的计划。当前欧盟内部在对华政策上至少存在三类立场：以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强硬派，以德国为代表的务实派，以及以西班牙为代表的合作派。这一分歧意味着，任何统一的对华强硬政策在27国层面都面临落地困难。
[IMG:1]机制化对话与逆差的赛跑
在摩擦升温的同时，中欧双方的机制化沟通渠道也在加速搭建。2026年6月29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确认正式成立该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同意2026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这意味着，范恺珀抵华履新之际，中欧之间已存在一个专门处理贸易投资分歧的制度框架。
值得关注的是，2026年1月，中欧就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达成“价格承诺”原则性共识，以最低价格承诺替代7.8%至35.3%的反补贴税。这一“软着陆”方案被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评价为“中欧电动汽车上下游业界的普遍期待”。电动汽车案的解决方式提供了一个参照：在具体产业争端上，通过谈判达成可操作的妥协方案，比单方面加征关税更具可持续性。
新任团长的谈判空间
范恺珀在履新前的表态中提到了“地缘政治关系越来越多地成为议题”，这一判断值得注意。欧盟近年来将供应链安全、技术标准、投资审查等议题与贸易政策***推进，使得中欧经贸对话的复杂度显著上升。但从数据看，中欧经济联系的深度并未因政策摩擦而实质性减弱：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与欧盟贸易总值达2.0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2%。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
逆差数据与对话机制并存，施压工具与内部掣肘共生——这是范恺珀在北京需要面对的基本格局。他的前任们在类似处境下未能扭转逆差扩大的趋势，而欧盟设定的10月谈判期限正在逼近。对于这位以“贸易和经济利益”为首要任务的新任团长而言，如何在维护欧盟产业诉求与保持中欧经贸关系稳定之间找到操作空间，将是对其外交经验的实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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