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岁女院士施蕴渝：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因“两弹一星”事业建系，原子弹爆炸需要放射生物学，载人航天需要宇宙生物学，技术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026年秋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场大思政课上，86岁的陈立泉院士说了一句话：“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句话被现场年轻人记录下来，迅速在社交平台上传开。没有煽情，没有修辞，却让很多人停下来想了想——一个把一辈子交给科研的人，到了86岁还在讲“需要”这件事，到底在讲什么？
同一场活动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团队攻坚的“祖冲之三号”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被再次提及。据公开信息，该成果曾打破超导体系量子计算优越性的世界纪录。而另一家来自安徽的企业翔胜科技，则把“中国精度切进一粒盐里”——在电阻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细分领域，做到国内同行业规模第二、民营第一。这两条线索，一条来自实验室，一条来自车间，放在一起看，恰好构成一幅关于“向下扎根”与“向上生长”的完整图景。
“同频共振”不是口号，是位置感
时代楷模王戟在那堂课上留给学生一句话：“未来你们无论去往何方，请记住四个字——同频共振。把自己安放于国家需要之处，路自然越走越宽。”这句话被很多年轻人记在了手机备忘录里。所谓“同频共振”，本质上解决的是一个“位置”问题——你的技术能力、职业选择、研究方向，跟整个产业系统的需求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接口。
过去几年，中国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领域的投入持续加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这一数字背后，不是抽象的政策红利，而是大量青年科研人员从高校走向产业一线，从论文走向产品，从“我能做什么”转向“这个环节缺什么”。陈立泉院士所说的“国家需要什么”，恰恰是对这种问题意识的精炼表达。
“小切口”里长出的产业链底盘
翔胜科技的案例在舆论场中引发的关注，并不亚于量子计算的突破。一家做电阻器的企业，凭什么成为“向下扎根”的典型？原因很简单：电阻器是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基础元器件，而高端电阻器长期依赖进口。翔胜科技从材料配方、烧结工艺到精密检测设备逐一攻克，把一个“微不足道”的部件做到极致，最终在国内市场占据规模第二、民营第一的位置。
这种“小切口”的突围，在安徽乃至全国并非孤例。从可救人可灭火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到专攻细分赛道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批青年科研人员正把论文里的公式转化为车间里的良率。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开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过1.2万家，其中相当一部分由青年技术团队主导。这些企业不追求大而全，而是针对产业链上的具体堵点，用技术能力做定点突破。
制度土壤如何承接“扎根”的意愿
“向下扎根”从来不是一句号召就能完成的事。青年敢闯敢试，背后需要人才培育体系、营商环境、科技评价机制的多重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开展新时代中国青年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青春建功行动，支持青年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主力军。”这一表述意味着，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政策正在从“泛在激励”转向“精准赋能”。
从地方实践来看，安徽、浙江、广东等地近年来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青年科研项目“揭榜挂帅”、职称评审改革等方面陆续***具体办法。据公开信息，安徽省在2025年推出“青年科技人才托举计划”，对35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并在项目验收中引入产业化指标。这类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让青年科研人员不必在“发论文”和“做产品”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形成正向循环。
当然，挑战依然存在。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体系仍未完全走出“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惯性，企业端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意愿也受制于回报周期。但从宏观趋势看，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协同壁垒正在被逐步拆解。陈立泉院士86岁仍在讲“国家需要什么”，恰恰说明这件事还远未到终点。
从量子实验室到电阻器车间，从院士的初心到青年团队的选择，2026年秋天的这堂思政课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它没有回避一个现实问题：创新不是口号，而是一套从个人选择到制度支撑的复杂系统。青年向下扎根，创新向上生长——这两句话之间的逻辑，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共生关系。只有当土壤足够厚实、接口足够清晰、路径足够可预期，那粒被切进盐里的“中国精度”，才能在更多领域复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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