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绍兴，看看鲁迅笔下鲁镇，文学作品笔下风貌一镜到底
1931年5月的一个下午，24岁的丁玲走进虹口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的一所小学，参加了她人生中第一次左翼作家联盟会议。会上她见到了鲁迅。多年后她写道：“没有跑上前去同他招呼，也没有机会同他说一句话，也许他根本没有看见我。”但正是这次相遇，让这位后来奔赴延安的女作家感受到“鲁迅的战斗不已的革命锋芒和韧性”。丁玲的故事，是那个年代无数进步青年的缩影——他们从各地来到上海，来到虹口，在鲁迅的感召下走向更广阔的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抵达上海。此后近十年间，他一直定居在今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先后居住在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直至1936年逝世。正是在这片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的土地上，鲁迅完成了其创作生涯中最为丰产的阶段——上海十年的创作量双倍于他此前十年的文学创作。
从“绍兴鲁迅”到“东京鲁迅”“北京鲁迅”，再到“上海鲁迅”——每一次空间迁徙，都带来了鲁迅思想观念与创作实践的迭代。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洁在9月2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虹口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理润申城·虹口：理论圆桌派——鲁迅与上海”活动中指出，上海的城市生态是成就晚年鲁迅的关键土壤。
为何是上海？为何是虹口？
近代上海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发达的出版传播业、活跃的左翼文化运动，构成了吸引鲁迅定居的客观条件。而虹口密集的文化空间——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等居所，以及内山书店、公啡咖啡馆等社交场所——不仅是鲁迅的生活空间，更是他交游文人、引领思潮、开展文化活动的核心场域。
内山书店由日侨内山完造于1917年创办。1928年至1935年间，鲁迅到访逾500次。这家书店成为他人生最后十年的“会客厅”——购书、会客、躲避危难，《伪自由书》等禁书也曾依托这里流通。方圆一公里内，三处鲁迅故居、左联会址纪念馆、鲁迅公园、鲁迅纪念馆等文化遗存高度集聚。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虹口中华艺术大学成立。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著名演讲《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此后，左联先后创办《萌芽》《前哨》等几十种***刊物。从《萌芽月刊》到《前哨》《北斗》，大批进步青年集结于此，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从上海出发，奔向中央苏区、奔向延安。
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在活动中剖析了鲁迅的思想特质：传统与反传统的张力、文学理想与启蒙使命的矛盾、进化论信念与现实困境的碰撞——“恰恰构成其思想最深刻的部分”。在他看来，鲁迅“敢于正视”的批判精神与“拿来主义”的开放姿态，与上海“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深度契合。
这种契合并非偶然。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王锡荣曾指出：“彼时，鲁迅身在上海，心系着革命走向。”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馆藏中有一件独特文物：1932年秋冬之际，陈赓在拜访鲁迅时为其手绘的鄂豫皖根据地形势图。历史学家研究发现，鲁迅不仅通过陈赓等中共将领了解局势，还经由冯雪峰等挚友，通过写稿、办刊、组织活动、掩护及资助革命青年等方式，支持中国***的各项工作。1936年春，鲁迅与茅盾等联名电贺红军东征。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子善依托翔实史料，完整还原了鲁迅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定居虹口的生活图景。在他看来，鲁迅能够成长为“上海鲁迅”，离不开虹口独特的城市环境与文化土壤。“要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虹口是必须要来的地方。”
2026年9月，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在上海虹口北外滩颁发。鲁迅文学奖长期落地上海，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是“百年文学之缘”。位于虹口区武进路上的上海文学馆也已启幕迎客，馆内三楼“左翼·上海”展区参观者络绎不绝。
如何让鲁迅不再只是教科书上的名词，而成为可触摸感知的真实历史？陈子善提出，应推动鲁迅故居、鲁迅纪念馆、鲁迅墓整合联动，加强与新落成的上海文学馆互动联通，引导更多青年走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现场。许子东则建议，在保护历史遗迹原生面貌的前提下，运用AI等现代技术拓展历史叙事层次；挖掘鲁迅笔下上海弄堂、亭子间、内山书店等空间意象，将静态打卡地转变为市民可感可触的活态文化空间。
从1927年10月3日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九年零十六天。这九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浓度最高的九年——一个从绍兴走出的作家，在一座城市的土壤中，完成了从“启蒙鲁迅”到“左翼鲁迅”的思想跨越。正如许子东所言：“我们今天重读鲁迅，不仅是在读一个作家，也是在读我们自己——我们对鲁迅的理解，本就是社会变化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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