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届校长太会整活! 港中深开学现场秒变演唱会 校长金句频出获欢呼: “开心健康比学习更重要!”
一场发生在开学季的“排名风波”
9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6级新生及家长见面会现场,校长徐扬生的一段即席讲话被在场者用手机录下,随后在社交平台快速传播。视频中,徐扬生提及一名新生曾以“高考排名差距过大”为由提出退学申请——该生自述全省排名260名,而同寝室友排名2600名。“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这名学生的原话,成为整段讲话中最具冲击力的细节。

徐扬生在见面会上给出的回应并不复杂。他对那名学生说,不妨把评价周期拉长,“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这段表述在网络上引发了两极讨论。一方认为校长回应温和理性,直指高考排名的阶段性局限;另一方则质疑,用“未来不确定性”回应“当下真实焦虑”,是否低估了学生心理落差带来的现实压力。
高考排名的“估值模型”正在失效
从数据视角看,这场风波的真正背景并非某一间寝室的矛盾,而是高考排名作为一种“人才估值工具”的功能正在发生位移。据教育部历年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已达1342万人,2026年预计继续保持高位。在如此量级的考生池中,260名与2600名的差距,换算为百分位分别约为前0.002%与前0.02%——两者都处于极窄的头部区间。

问题在于,高考分数对这一段位考生的区分度已经显著下降。以广东、江苏、浙江等教育强省近三年的一分一段表为参照,头部考生之间往往每分相差数百甚至上千个位次。260名与2600名之间可能仅相差十余分。多位高校招生办人士在公开访谈中表示,这一区间的分差更多反映的是临场状态、答题策略甚至阅卷尺度,而非稳定的学术能力差距。换言之,当事学生眼中的“十倍差距”,在测量学意义上可能只是一个噪声级的波动。
大学正在用“重新洗牌”替代“排名固化”
港中大深圳校区近年推行的书院制与通识教育体系,本质上是一套“去排名化”的制度设计。学生入学后按书院而非高考成绩分配住宿,课程评价采用多元持续评估,转专业政策相对宽松。据该校历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披露的信息,入学后第一学年结束后,相当比例新生的学业排名相较入学高考排名发生显著位移——部分入学排名靠后的学生进入专业前列,而部分高分考生则滑出第一梯队。

这一趋势并非孤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在各自的本科教学改革方案中,均逐步降低了高考成绩在后续奖学金评定、推免资格、国际交流选拔中的直接权重。取而代之的是过程性评价、科研实践表现和同行评议。教育学界将这种转变概括为从“选拔性评价”向“发展性评价”的迁移。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5年发布的《高等教育评价改革年度观察》,全国“双一流”高校中已有超过七成在本科阶段引入某种形式的多元综合评价机制,较2020年提升了近30个百分点。
校长身份的“技术底色”
徐扬生的回应之所以带有明显的“长期主义”色彩,与其学术背景不无关系。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机器人与人工智能研究,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在控制理论与智能系统领域,他更习惯用系统演化的视角看待个体发展——初始条件重要,但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反馈与调节,往往比起点参数更能决定终局状态。

2016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永久编号第59425号小行星命名为“徐扬生星”。这一荣誉通常授予在基础科学或工程领域有奠基性贡献的学者。然而在新生见面会的语境中,这位研究智能系统的科学家面对的却是教育系统中一个最古老的命题:如何让一群被单一数字排序的年轻人,重新学会用多维度的方式评估自己和他人。
家长角色的边界问题同样尖锐
这场风波中另一个被忽略的维度,是家长在新生适应期中的介入程度。徐扬生在见面会上多次提醒家长“尽量避免替孩子解决学校问题”,并直言“很多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你,而是你放不下对孩子的掌控”。这番话的背景是,近年来高校学生事务中家长介入的频次和强度都在上升。据多个高校学生工作系统的内部交流数据,2020至2025年间,家长直接联系院系要求调整宿舍、更换室友、干预成绩评定的事件数量增长了约一倍。

从教育心理学角度看,高考排名带来的身份认同往往需要一至两个学期才能完成重构。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一项追踪研究显示,大学新生中约34%在入学第一学期存在不同程度的“排名身份焦虑”,但这一比例在第二学期末下降至17%左右。研究同时指出,家长过度介入学生校园事务,会显著延长这种焦虑的消退周期。徐扬生所说的“轻装上阵”,在数据层面确实有据可依。
一场关于“评价带宽”的公开课
回到事件本身。新生因室友排名差距提出退学,被校长在公开场合作为案例讲述,这件事的传播热度本身即说明:社会对高考排名的认知正在经历一场集体性的重新校准。高考依然是最具公平性的大规模选拔工具,这一点无可争议。但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识是,它的“评价带宽”有限——它能有效区分前50%与后50%,却很难稳定地区分前0.002%与前0.02%。
徐扬生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把时间轴拉长,让系统自己显现出更真实的排序。这个回答没有解决那名学生当下所有的不安,但它指向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当旧有的评价标尺不再足够精细时,大学和学生需要共同寻找新的坐标系。而这,远不是换一间寝室能够完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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