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讲国宝】鲜活灵动的秦陵百戏俑(讲述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潘莹)mp4
一块出土于陕西宝鸡周原遗址的西周卜甲，被摆进展柜时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凑近细看，卜甲上的刻辞里出现了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明确写有“秦人”二字的文字记录。它安静地躺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厅里，却回答了一个争论多年的问题：秦人从哪里来。
2026年6月至9月，上海博物馆东馆推出“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14家考古文博机构的328套510件文物集中展出，时间跨度超过800年，试图还原秦人从甘肃东部边陲部族走向一统华夏的完整历程。展览名称中的“肇兴”二字，取自秦公镈铭文，意为开始兴起。
考古实物回应族群起源之争
关于秦人族群来源，学界长期存在“东夷说”与“西戎说”两种观点。展览第一部分“秦·人”篇，用甘肃清水李崖遗址出土的陶器给出了考古学层面的回答。该遗址秦文化墓葬年代为西周早期至中期，是迄今所见最早的秦文化遗存。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李文平介绍，大部分墓底设有腰坑并殉狗，随葬陶器以鬲、簋、罐、盆为主，方唇分裆陶鬲、倒三角纹陶簋等器物带有明显商文化风格。这些因素共同指向早期秦文化与商文化的渊源关系，从考古学上支持秦人源自东方、西周时期西迁至甘肃东部的观点。
周原遗址出土的西周卜甲则为这一判断补充了文字线索。卜甲上“秦人”二字的出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实物文字证据，为探究早期秦史提供了直接材料。
从西垂到咸阳的都城迁移脉络
秦人立国的转折点发生在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诸侯，建立秦国，都城“西犬丘”位于今甘肃省礼县境内。礼县大堡子山秦先公陵园遗址出土的多件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鼎、青铜簋以及成套青铜镈、钟、石磬，再现了秦国早期的祭祀礼仪规格。同址出土的鸷鸟形金饰片融合中原纹样与草原工艺，反映早期秦国在审美与工艺上的多元来源。
秦国立国后持续东进，都城从西垂迁至雍城，再至咸阳。陕西宝鸡太公庙窖藏出土的秦公镈，器身铸有135字铭文，记载先祖襄公受天命获封土地与臣民，文公、静公、宪公“不敢怠慢”，勤勉治国。学者考证铭文中的“我”为秦武公。武公在位期间开疆拓土、设立县治，为后来秦始皇推行郡县制提供了制度先例。
秦德公元年迁都雍城，今陕西宝鸡凤翔区境内。雍城作为秦都近300年，是秦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地方。雍城遗址出土的曲尺形青铜构件，被专家判断为宫殿梁柱上的装饰与结构部件，做工精细，显示出当时宫殿建筑的规模与水准。
器物中的制度统一与工艺水准
展览中，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商鞅方升首次以“站立式”方式陈列，侧壁和底面两组铭文清晰可见。方升是商鞅变法时颁行的标准量器，也是秦统一度量衡制度的重要物证。观众可以直观看到历史课本中“统一度量衡”的实物形态。另一件重要展品是秦代始皇帝诏版，来自镇原县博物馆，刻有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诏书文字，与商鞅方升形成制度沿革的对照。
宝鸡益门秦墓出土的3把春秋时期金柄铁剑同柜展出。其中1号剑保存最为完整，剑身为铁质柳叶形，剑格到剑首以纯金打造，正反两面均为镂空浮雕蟠蛇纹，金柄镶嵌绿松石和料珠。剑身铁质与金质剑柄无法一体浇铸，工匠通过复杂工艺连接两种熔点差异悬殊的材料。人工冶铁剑身的出现，说明秦人在春秋时期已掌握较为成熟的冶铁技术。
多元文化交汇的实物见证
展览第三部分“秦·融”篇重点呈现秦文化与西戎文化的交融。甘肃清水刘坪墓地出土的虎形金箔饰片、鸟纹金饰片展示草原文化的风格特征；张家川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鋄金银铁矛、动物纹金带钩、车舆饰、交龙纹铜壶等器物，记录秦人与西戎部族在技术、装饰与生活方式上的相互影响。
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表示，这次呈现的“不仅是一个古代王朝的兴衰史，更是一个关于奋斗、融合与开创的故事”。展览以考古材料为支撑，将秦的兴起置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审视，而非孤立讲述一个王朝的扩张。
本次展览持续至9月，展品来自甘肃、陕西及上海三地14家机构，涵盖陶器、青铜器、金器、铁器、简牍等多个门类。展览未使用单一叙事框架，而是通过遗址与器物的组合关系，呈现秦人在制度、技术、文化层面的积累与转变。对观众而言，从西周卜甲上的“秦人”二字，到商鞅方升上的标准刻度，再到始皇帝诏版上的统一诏令，一条跨越数百年的制度演进线索在展厅中逐段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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