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夫妇无罪释放后负债三千万，被羁押712天后释放获赔41万
一场“自己告自己”的开庭公告
2026年8月，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的一则开庭公告，将一家沉寂已久的公募基金公司重新拉回公众视野——原告孙琦，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被告华宸未来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是他掌舵的企业。
案由是“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开庭时间定在9月23日。一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起诉自己所在的公司，这在公募基金行业极为罕见。孙琦2019年进入华宸信托担任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2021年6月出任华宸未来基金董事长，至今仍登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
27条限消令背后的“切割”困境
截至2026年8月，华宸未来基金已有27条限制消费令，涉案总金额555.49万元。孙琦作为法定代表人，被逐一“绑定”在这些执行案件上。
今年5月，上海市虹口区法院就前基金经理李柏汗申请执行华宸未来基金仲裁裁决一案立案。因公司未按期履行给付义务，孙琦作为法定代表人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即便公司的公募业务已经基本停摆，只要孙琦仍登记为法定代表人，公司每新增一笔未履行的生效法律文书，他个人就可能继续被限消。
法律界人士指出，这类“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情形是：法定代表人、董事已经辞任或实际离开公司，但公司迟迟未办理工商登记变更，当事人最终起诉要求办理变更或涤除相关登记。现行《公司法》第十条明确规定，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辞任后公司应在30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但孙琦目前并未发布辞任公告。
问题在于，法定代表人的更换本应通过公司内部治理程序完成。孙琦选择直接起诉公司，至少说明这一事项未能通过内部程序解决。
从13亿规模到“无基可管”
华宸未来基金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本2亿元，股东包括华宸信托（持股40%）、咸阳长涛电子科技（35%）和韩国未来资产基金管理公司（25%）。公司管理规模长期处于行业尾部，直到2024年一季度，依靠债券基金规模增长，公募管理规模一度达到13.18亿元。
转折发生在2026年。1月，旗下基金“华宸未来价值先锋”因规模过小进入清算程序。3月23日，仅存的“独苗”产品“华宸未来稳健添利债券”正式变更管理人为富国基金，产品更名为“富国丰泰债券”。至此，华宸未来旗下公募产品清零。
Wind数据显示，公司员工从年初的28人降至12人。李柏汗、王斌、王子源3名基金经理全部离任，在册基金经理数量为零。一家公募基金公司，没有在管产品，也没有基金经理——这在行业中已是罕见的“空壳”状态。
牌照从“香饽饽”到无人问津
经营数据同样触目惊心。2024年华宸未来基金营业收入仅401.18万元，净亏损2001.14万元。大股东去意已决——华宸信托从2025年底起连续挂牌出售40%股权，首次挂牌价1720万元，二次挂牌骤降至480万元，却依然无人接盘。
华宸未来并非孤例。据公开报道，目前规模在10亿元以下的公募基金公司共有16家，其中6家规模不足2亿元。2026年以来，凯石基金唯一纯债基金清盘、达诚基金员工流失超四成、浙商基金近一年减少32人。中小公募正在经历一场残酷的“尾部出清”。有业内人士指出，基金业可能会开启部分尾部机构出清的进程。
公募基金牌照曾被视为“稀缺资源”，如今价值正在快速缩水。业内共识是，牌照已不稀缺，真正值钱的是投研能力、业绩表现和渠道实力。
司法能否打通“退出”最后一公里
孙琦的诉讼，某种程度上是华宸未来困境的一个注脚。当公司治理失灵、股东无人接盘、业务归零，法定代表人连“退出”都成了一件需要通过诉讼解决的事。
2025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一条明确了法定代表人涤除登记之诉的可诉性，被业内视为打通法定代表人退出“最后一公里”的信号。但在孙琦的案例中，他尚未发布辞任公告，诉请究竟是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还是其他工商登记信息，仍待9月23日庭审进一步明确。
一家成立14年的基金公司走到“空壳”这一步，背后是行业格局的深刻变化。当头部公司强者恒强，尾部玩家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急剧压缩。华宸未来的故事，或许只是公募基金行业“供给侧改革”的一个开端。
（据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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