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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地方史书为何历经四次语言转写
2026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纳尔沙希《布哈拉史》中译本，收入“中亚译丛”。这部书从十世纪阿拉伯语原本，到十二世纪波斯语译本，再到二十世纪英译本，直至今天的中文译本，跨越了一千余年。每一次转写都不是中性的技术行为，背后是语言权力、政治格局与知识生产的更替。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问题不在于是否多了一部中亚古籍可读，而在于：谁在定义中亚的历史记忆，以及今天的中文读者应以何种框架进入这部文本。
纳尔沙希在伊斯兰历332年（公元943年或944年）将阿拉伯语写成的《布哈拉史》呈给萨曼王朝统治者努赫一世。关于纳尔沙希本人，研究者仅能依据其名字中的籍贯标记推断他来自布哈拉附近的纳尔沙赫村，生卒年约在公元899年至960年。这一信息的单薄恰恰说明一个事实：在十世纪呼罗珊与河中地区，阿拉伯语是行政、宗教和学术的主导语言，而作者的母语很可能是粟特语。一个粟特语母语者用阿拉伯语书写本城历史，再敬献给波斯人建立的萨曼王朝，这本身就是中亚多元权力结构的浓缩。
语言更替折射中亚政治版图重组
纳尔沙希成书一个多世纪后，费尔干纳人库巴维于伊斯兰历522年（公元1128年）将其译为波斯语。库巴维给出的理由直截了当：当时的人们已不喜欢阅读阿拉伯语作品。这一判断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审美趣味的变化。萨曼王朝时期波斯语作为书写语言的复兴，与地方政权相对于阿拉伯帝国中央的自主性增强同步发生。语言选择即政治选择。库巴维的译本还对原文进行了增删，将历史叙述延长至公元975年或976年，并删去他认为是“套路化宗教语言”的部分。这表明翻译从来不是对原作的忠实复制，而是基于当下需要的重新编辑。
又过了约半个世纪，本·祖费尔于伊斯兰历574年（公元1178年或1179年）对库巴维译本再次增删，献给布哈拉城哈乃菲派宗教领袖布尔罕丁。此时布哈拉的地方宗教精英已拥有相当的政治分量，一部城市史的修订与呈现，需要服务于特定权力集团的合法性叙述。今存文本中还包含蒙古征服布哈拉的记载，研究者推测在公元1220年蒙古西征后，又有佚名作者进行了增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读到的《布哈拉史》，是至少四百年间多人参与编辑的层累文本，纳尔沙希的原作面貌已不可复原。美国学者费耐生曾评价此书“在中亚深受喜爱，堪称中亚文学的经典里程碑”，英国学者博斯沃思则为《伊斯兰百科全书》撰文指出，书中保留了“许多可追溯至前伊斯兰时期的当地传统细节”。这些评价共同指向一个核心：这部书的价值不只在于记录了布哈拉，更在于它保存了被阿拉伯—伊斯兰叙事覆盖之前的中亚本土记忆碎片。
绿洲城市的形成与中亚历史纵深
《布哈拉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中亚史学史上常见的人物传记式城市志。纳尔沙希的叙述涉及地理、民族、地名和早期宗教习俗。书中明确说明布哈拉绿洲的形成晚于其他中亚名城，并记录了泽拉夫尚河如何带来泥沙、形成沼泽、进而发展为农耕绿洲的过程。现代地理学和考古学研究与这些描述基本吻合。在阿拉伯征服前夕，布哈拉的规模还比不上南边的拜坎德。随着撒马尔罕以下多个绿洲的持续开发，上游截留了更多河水，布哈拉的沼泽地才逐渐变为可耕作的沃土。这一过程大约发生在阿拉伯大军到来之前一个世纪。也就是说，布哈拉作为商贸城市的崛起，并非始于伊斯兰时期，而是在粟特商业网络内部已具雏形。
书中记载了布哈拉的多个名称：忸密、法希拉，以及阿拉伯语中的“铜之城”“商人之城”。名称的多层性揭示了这座城市在粟特、萨珊波斯和阿拉伯帝国之间反复易手的经历。对于大呼罗珊的阿拉伯统治者而言，布哈拉是渡过阿姆河后进入粟特地区纵深的首个中心城市，其战略意义首先在于军事控制。但《布哈拉史》提供的叙事框架远比征服史丰富——它保留了前伊斯兰时期的中亚宗教习俗细节，这些内容在塔巴里等人的通史类著作中往往被简略或遮蔽。这正是地方文献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帝国中心的宏大叙事之外，保留了一套地方视角的时间感与空间感。
从丝绸之路到“中亚译丛”：知识选择的政治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此次将《布哈拉史》作为“中亚译丛”的开篇之作，这一选择本身值得审视。为什么是中亚？为什么是布哈拉？近十余年来，随着中国在中亚基础设施投资与能源合作的推进，国内知识界对中亚历史文献的需求显著上升。2023年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之后，多所高校和出版机构加快了中亚研究布局。但需要辨析的是，知识供给的扩大并不自动带来知识自主性。如果中文读者只是通过英译本、俄译本或西方学术框架来进入中亚历史，那么在源头上仍受制于他人的问题意识与筛选标准。
《布哈拉史》英译本出自美国学者费耐生之手，他长期从事伊朗与中亚研究，其学术训练植根于冷战时期美国区域研究体系。博斯沃思的词条同样属于西方伊斯兰研究的经典产出。这些学者的贡献不应否认，但中文读者需要清楚：英文学界的“中亚”概念，长期以来服务于特定的地缘政治认知框架。中国与中亚的接触历史远比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久远，从汉唐时期的西域经略到明代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中文文献中保存了大量与波斯语、阿拉伯语、察合台语文献相互印证的材料。如果“中亚译丛”能够推动中文读者以自身文献基础与地缘关切来重新组织对中亚历史的理解，其意义将超过单部古籍的引进。
从更长的时段看，《布哈拉史》的文本漂流本身就是中亚叙事权转移的缩影。阿拉伯语取代粟特语和波斯语成为书写语言，波斯语在萨曼王朝时期重新获得书面地位，蒙古征服后察合台语和突厥语系方言在河中地区扩散，十九世纪沙俄扩张与苏维埃民族识别重塑了地区语言地图，二十世纪英俄学术竞争又为这些文献打上了不同的方法论烙印。今天中文世界参与这一文献的译介与解读，是这一长链条的新一环。关键不在于宣称“填补空白”，而在于能否形成不同于帝国视角和西方区域研究的问题设置——例如，从绿洲社会内部看王朝更替，从商贸网络看政治边界，从多语言写本看知识流动。
《布哈拉史》中译本的面世，提供了一个重新进入中亚历史书写的机会。读者最终需要回答的不是“布哈拉是什么”，而是“我们以何种框架理解布哈拉”。这个框架的选择，将决定中文世界在中亚知识生产格局中的实际位置。
本文由AI辅助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