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全省260名不满和排2600名同住一寝室，提出退学,校长回应: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
一间宿舍里的等级
2026年9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学典礼上，校长徐扬生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名湖南籍新生入学后，得知同寝室同学的高考全省排名是2600名，而自己是260名，当即提出退学。“我怎么可以和他住在一个房间学习呢？”这名新生反问。排名相差十倍——在他眼里，这不仅仅是数字的差距，而是一种身份的不对等。
徐扬生的回应只有一句话：“你要看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谁学得好还不一定。”他劝学生不要看不起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也别再抱着过去的包袱较劲。
这件事迅速引发讨论，不只因为那名新生的言论令人错愕，更因为它揭示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把考试排名当成了人的等级。
千年的“程文定去留”
这种观念并非凭空而来。
中国是世界上考试制度的发祥地。从隋唐到明清的1300年间，科举时代的人才选拔标准，经历了一个从“不唯分数”到“唯分数”的演变过程。唐代进士科实行“通榜”和“公荐”制度，录取不仅看考场成绩，还参考平时的才学水平和诗文名声。但自从北宋普遍实行糊名、誊录制度以后，科场“一切以程文定去留”——只凭考卷上的水平录取。
这一转变背后，是对公平的极致追求。包拯当年就指出，若不糊名，考官可能“或缘其雅素，或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糊名誊录挡住了人情和权势的干预，却也将评价标准收窄为一张试卷上的分数。
公平的代价，是单一化。“一考定终身”的模式由此确立。1952年统一高考制度建立后，这一传统被延续。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绝大多数高校几乎完全依据高考分数录取学生。“多考一分，干掉千人”——这句流传在高中校园的标语，正是这种制度逻辑的日常表达。
分数如何变成“硬通货”
制度塑造观念，观念又反过来加固制度。
有学者指出，“唯分数”不仅是考选模式，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选择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在“学而优则仕”“考而优则仕”的传统认知下，考试及其结果被内化为国人的文化心理。分数成了“硬通货”——可以兑换名校、兑换专业、兑换社会认可。
这种逻辑在家庭和学校中被反复强化。家长比较成绩，学校追逐升学率，社会习惯用名次和学历快速衡量一个人。考得好的人容易把一次胜出当成永久领先，考得不理想的人则可能把一次失利视为终身标签。当分数从学习评价变成身份标价，教育培养的就不是自信，而是傲慢与自卑的一体两面。
那名260名的学生，不过是这套逻辑最直白的表达者——我分数高，我就高你一等。
大学能拆掉这张排名表吗
徐扬生的回应之所以引发共鸣，恰恰因为他说出了大学教育本该承担的功能：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进入同一所大学，坐进同一间教室，本就意味着大家站上了新的起跑线。”有评论指出，如果第260名天然比第2600名“高一等”，大学还有什么必要进行四年教育？
事实上，高校内部对“唯分数”的反思已在制度层面展开。2025年7月，北京大学宣布从2025级学生起不再使用绩点。多所高校随之跟进，尝试用等级制替代百分制。这些改革的逻辑是一致的：把人从单向度的分数竞争中解放出来。
但制度的改变只是第一步。大学宿舍不是按成绩划分的等级包厢，而是年轻人学习平等、尊重与合作的第一间课堂。正如徐扬生所说，人生每一步都要靠自己去走，要放下过去的包袱，轻装上阵。
第260名不会因为住进一间宿舍就失去优秀，第2600名也不该因为名次靠后便低人一等。放下过去的名次，才能真正开始大学生活。
（据公开信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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