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关突袭审查中资背景的越南工厂，查进货单、看流水线，确认产品在越南本地的增值率！这背后细思极恐，下一个检查的会不会是家具厂？越南开厂走向何方？
河内郊外的一场“抢人”
2026年8月底，河内东北郊的北宁省，一家中资电子零部件工厂的人事主管陈文龙已经连续三周在工业区门口摆出招聘摊位。摊位旁的扩音器循环播放着招工启事，开出的薪资比去年同期高出约20%，但前来问询的工人依然寥寥。
“现在零经验的普工都不够用，更别说能调试数控机床、看懂电路图纸的技术工人。”陈文龙说，工厂已经第三次提高技术岗位的薪资上限，从月薪1800万越南盾涨到2200万越南盾，仍难招满。他所在的企业不得不从中国国内请来三名技工驻厂，负责设备维护和产线优化。这三位中国技工的月薪加上驻外补贴，折合人民币超过两万元，是当地同等岗位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
这样的场景正在越南多个工业区同时上演。据公开信息，2026年上半年，越南GDP同比增长8.18%，工业与建筑业增速达9.86%，制造业是拉动增长的第一引擎。外资持续涌入，工厂批量投产，劳动力供给却跟不上节奏。越南劳动荣军与社会部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越南制造业用工缺口已超过12万人，2026年这一数字仍在扩大。
真正稀缺的是“懂设备、懂工艺、能带团队”的技术工人。这类人才在越南本土培养体系尚未成熟的背景下，只能从外部引进。中国技工因语言沟通成本低、产业经验匹配度高，成为最抢手的选择。据业内人士透露，越南南部平阳省、同奈省的部分台资和韩资工厂，也在高薪争抢中国技工，尤其是在注塑、模具维修、SMT贴片和自动化设备调试等关键岗位。
产业链分工的真实图景
越南的“用工荒”并非孤立现象，它是整个东南亚制造业加速扩张的一个切面。2025年，印尼GDP增长5.11%，制造业是主要驱动力；马来西亚制造业占GDP比重达22.1%，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柬埔寨成衣出口额飙升16.88%，增速在亚洲领先。全球南方国家正在经历一场规模罕见的工业化浪潮。
然而，西方部分舆论将这一进程包装成“中国挤压论”，宣称中国挤占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空间。现实数据给出的答案截然不同。以东盟为例，该地区已连续多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最近五年，中间品贸易占双方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六成。所谓中间品，就是用于再生产加工的零部件、原材料和半成品。
在越南的服装厂，面料来自浙江绍兴；在柬埔寨的箱包生产线，拉链和五金件从义乌发出；在印尼的家电组装车间，压缩机和温控器来自广东顺德。这些国家的工厂不需要从零搭建产业链，也无需耗费数十年积累上游配套能力，只需接入中国供应链，就能快速开工、接单、出口。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的研究，中非贸易每年为非洲经济增长贡献1至2个百分点，非洲本地加工率已从15%提升至45%。另一组数据更直观：2025年中国对非出口2250亿美元，其中75%为中间品和资本品。以摩洛哥为例，该国2025年从中国进口针织物、钩编织物和化纤纺织材料12.3亿美元，同期成衣出口额达39亿美元，成衣对外顺差33亿美元。中国提供原材料，摩洛哥完成加工增值，利润留在本地。
“挤压”还是“赋能”
产业数据之外，人的流动更能说明问题。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引入200多家国际企业，为当地创造3.5万个就业岗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十多年来，全球已建成30多所鲁班工坊，开设100多个专业，累计培养学生超过16万人。这些毕业生进入当地制造业，成为产线骨干、设备维护员和基层管理者。
中国输出的不只是产品，还包括设备调试经验、产线管理方法和工艺标准。越南工厂里被高薪争抢的中国技工，正是这套能力体系的直接载体。他们带着在珠三角、长三角积累的现场经验，帮助当地工厂缩短设备磨合期、提升良品率、培训本地员工。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在近期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所谓“中国挤压”，是基于零和博弈思维对中国的一次攻击抹黑，目的是维护自身霸权，攻击乃至否定别国的正当发展权，破坏全球合作大局。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也在专栏文章中直言，“中国挤压论”的核心目的是将复杂的全球发展问题简单甩锅给中国，刻意在国际舆论场妖魔化中国工业化进程。
从企业战略角度看，中国制造正处于从“产品输出”向“能力输出”转型的关键阶段。过去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是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产业链底端，高端技术和品牌溢价被牢牢掌控。而中国当前推动的合作模式，是开放供应链上游、输出技术工人和管理经验，让全球南方国家具备自主加工和出口能力。这种模式短期内可能面临“教会徒弟”的质疑，但从长期看，它扩大了全球制造业的总体容量，也拓展了中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市场空间。
风险与挑战同样存在
这场产业链重构并非没有隐忧。越南的技工短缺暴露了东南亚国家在职业教育和产业人才培养上的结构性短板。据世界银行2025年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越南接受过正规职业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占比不足30%，远低于中国同期的55%以上。如果本地人才培养体系不能快速跟上，外资工厂的高薪抢人将持续推高人力成本，削弱越南作为制造基地的成本优势。
对中国企业而言，技术工人外流也带来新的课题。一些在越南投资设厂的中国企业反映，派驻技工的成本高、签证周期长、文化磨合难，长期依赖外部输入不可持续。部分企业开始在当地建立培训中心，与越南职业院校合作开设订单班，尝试将“中国经验”本地化。据业内人士估算，一家中型电子厂在越南建立基础技工培训体系的前期投入约为50万至80万元人民币，回报周期在12至18个月左右。
更大的挑战来自地缘政治。西方部分政客将中国与全球南方的产业合作政治化，试图通过舆论施压和贸易壁垒切断中间品供应链。2026年以来，个别欧美智库发布报告，炒作“中国通过中间品出口控制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论调。这类叙事缺乏实证支撑，却可能影响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
越南工厂里的“抢人”大戏，表面上是一场劳动力供需失衡，深层看是全球产业链重新分工的必然结果。中国制造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从终端的“世界工厂”，向上游的“产业基础设施”演进。这个位置更隐蔽，也更具战略价值。谁在提供机器、原料和技术，谁在培训工人、搭建产线、打通出口渠道，谁就掌握着下一轮全球工业化的关键节点。至于“挤压”还是“赋能”，越南工业区里隆隆作响的机器声，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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