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苏权（1916年7月30日-1993年9月28日），男，湖南茶陵人，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曾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
1931年，段苏权先后担任县赤卫大队代理政委、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副政委，参与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开始突围西征，段苏权随部队经湘南进入贵州，后参与袭占通道县城，继而在靖县的新厂和石阡参加反击战与突围作战。同年10月，红二、六军团决定东进湘西创立新根据地，同时成立黔东特委，组建黔东独立师，段苏权出任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后受伤脱队，1937年9月，段苏权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上级任弼时，随后奔赴抗日前线。1940年5月，段苏权被派往平北地区工作。1945年9月，段苏权任热河军区司令员。1946年10月底，冀热察军区组建，段苏权任政委，后兼任司令员。1947年12月，段苏权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辽沈战役。东北解放战争结束后，段苏权改任东北军作战处处长，后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段苏权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抗美援朝期间，段苏权参与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工作，后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5年，他任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同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3年，段苏权参加援老抗美斗争，1968年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78岁。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段苏权，1916年7月30日生于湖南茶陵县尧水乡高径村农民家庭。幼年入本村私塾接受启蒙教育。1926年夏，茶陵农民运动兴起，高径村成立农民协会，其父段生日被推举为会长，组织农民开展抗租斗争。这段经历对段苏权产生深刻影响，为其日后投身革命奠定思想基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31年，段苏权先后担任县赤卫大队代理政委、红十七师四十九团副政委，参与湘赣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在将军山歼灭战及井头、桃水攻坚战中，他参与指挥战斗，击溃九县联防挨户团的多次“围剿”。1932年11月至1934年夏，他历任红八军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湘赣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红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职，参与挺进南浔铁路、黄沙反击战、马回岭破道、宜风至芦溪间掩护战斗及沙市伏击战、金华山与松山保卫战等一系列战斗。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开始突围西征，段苏权随部队经湘南进入贵州，后参与袭占通道县城，继而在靖县的新厂和石阡参加反击战与突围作战。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的领导下，部队经艰苦转战，突破湘、桂、黔敌军的围追堵截，于印江的木黄同红三军会师，完成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25日至26日，红二、六军团负责人在南腰界开会，决定两军团主力东进湘西创立新根据地；同时决定成立黔东特委，组建二、六军团黔东独立师，在黔东根据地会同各区、乡游击队，于黔东特委统一领导下坚持斗争，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部队向湘西发展。新成立的黔东独立师以未编入主力部队的黔东独立团、德江独立团和川黔独立团为主体，加上红六军团留下的300余名伤病员组成，建制为3个团，王光泽任师长，段苏权任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委。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主力由南腰界挥师北上。主力撤离后，段苏权与王光泽率部从南腰界出发，向西南方向挺进，进入黔东特区中心区域。黔敌李成章、王天锡两部发现黔东根据地仍有红军活动后，联合川、湘敌人集中对付黔东独立师。至此，三省军阀原部署追剿二、六军团主力的10多个团，全部扑向黔东特区。
段苏权与王光泽指挥独立师及区、乡游击队近700人的武装力量，与十数倍于己的敌军展开10多天激战，虽杀伤部分敌人，红军亦有相当牺牲。为摆脱敌军包围，段苏权与特委决定独立师采取外线作战，向梵净山转移，依托梵净山开展游击战，以减轻根据地压力，并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便于长期坚持斗争。11月10日，段苏权与王光泽率黔东独立师两个团从沙子坡出发，12日，左翼后卫（第一团担任）阻击黔敌姜兴尧和杨畅时部的追击，完成任务后尾随主力前进。
外线作战中，段苏权率部且战且走，历经艰辛进入梵净山。此处层峦叠嶂，地形复杂，进可攻退可守。独立师以护国寺为中心基地开展游击战争，立足后积极备战，自制火药，打击土豪并将部分物资分给当地群众。
不久，当地民团配合黔军上山“清剿”独立师，并采取分割包围方式“清剿”游击队。段苏权分析认为，独立师在黔东根据地已坚持27天，牵制了敌人，完成掩护红二、六军团的任务，估计军团主力已进入湘西，遂决定在敌军包围尚未合拢前转移，前往湘西寻找主力部队。11月24日，根据特委决定，段苏权率黔东独立师连夜转移。部队跋山涉水，于25日进入四川秀山县境的兰桥，直指梅邑（海江）。驻守梅邑的秀山县伪县中队和镇公所乡丁企图拦截，独立师迅速占领附近飞山庙制高点发起攻击，敌人向秀山方向逃去。追击中，段苏权带领通信班冲入梅邑镇，被埋伏的敌人开枪击穿右脚踝骨。师长王光泽和警卫员将其扶上马转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部队在秀山县川河盖被打散，王光泽被俘后牺牲。
段苏权身负重伤，被土家族老乡李木富背至家中治疗，后藏于山洞养伤20余天，左脚因冻伤和感染失去3个足趾。双脚致残后，他仍坚持寻找部队，重新踏上征程。临行前，土家族老农苏士华请木匠制作两根“F”形拐杖相赠。他拄着双拐，拖着感染化脓的双脚，化妆成乞丐沿路乞讨。
乞讨途中，他曾栖身破庙、房檐下，衣物破烂不堪，幸得一老汉施舍旧麻布片遮羞。后得知黄村有水路至岳阳，便一瘸一拐到河边，哀求运粮船老板捎带至岳阳。
1935年秋，段苏权回到茶陵老家，此时家中仅余父母，兄、嫂、侄均已去世。1936年3月，其母病故，家境愈发艰难，父亲安排他与大屋下谭秋英结婚，1937年两人育有一女（乳名头娇，学名洣华）。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段苏权决心投身抗战。恰逢红六军团政治部原巡视员谭毛苟从西北回乡探亲，段苏权从其处了解到红军及国共两党相关情况，决定前往西北寻找红军。他征得谭毛苟同意，借得国民党军装和军人准假证作为“护身符”，向亲友筹措37块银元作盘缠，从茶陵出发，经醴陵爬上运兵列车到达郑州。从报纸上得知八路军已开赴山西前线且太原有八路军办事处后，他于9月21日抵达太原成成中学，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遇老上级任弼时（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当日到达，两人见面后，任弼时安排他继续为党工作，并于当天款待他。随后，段苏权经任弼时介绍，乘送军需品的汽车于9月27日到达柏罗镇第三五九旅旅部见到王震，王震派战马送他至苛岚一二〇师师部，见到萧克、贺龙、关向应，此后奔赴抗日前线，重新开始军旅生涯。
1937年11月，段苏权接到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传达的师党委决定，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至1939年2月，后进入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第三期学习。期间，他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军事知识，提升了马列主义水平和军事指挥能力。
从中央马列主义学院毕业后，1940年5月，段苏权奉八路军总政治部命令，经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被派往平北地区工作。6月初，平北分区政治部成立，段苏权任主任；7月，平北军分区司令部成立，程世才任司令员；8月，程世才奉命调离，平北的步兵第十团和游击一支队统由段苏权指挥。1943年2月，段苏权任中共平北分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1945年1月，分委改地委，段苏权任平北地委书记兼平北军分区政委。
段苏权初到平北时，该地区驻有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第十五混成旅团一部及伪蒙疆的3个师。面对强敌，他实施的作战方针为：以小部队梯次进入，逐渐增兵，在敌人点线间开展小规模游击活动；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从隐蔽到公开；在获得阵地基础上，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协助成立县级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实行主力部队、县区游击队和乡（村）游击小组三位一体作战。1941年5月，他率部攻克崇礼的狮子沟，后在赤城南周四沟进行一系列反击日伪军的战斗，逐步掌握主动并不断取得胜利。据1943年统计，平北抗日根据地游击队在其指挥下，单独作战112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17次，毙俘敌伪近200人，不仅收复了1942年失去的地区，还开辟了两个联合县新区，恢复与再建村政权415个，新开辟村庄273个，占全地区总村数的48.8%。
1945年4月，段苏权奉命带领部队在龙关、南梁一带反击日军、歼灭顽伪势力，揭开当地抗日战争反攻序幕。5月，抗日战争进入全国反攻阶段，冀察军区发起察南战役和平北战役，段苏权率领平北军分区部队连续作战，至5月底扫除平北境内近30个敌伪据点，打破敌人长期分割封锁，初步打通中部龙赤地区与北部诸县的联系，为八路军集中兵力组织较大军事行动创造条件。
崇礼县城是伪蒙疆首府张家口的外围屏障。1945年6月中旬，段苏权收到崇礼城内密报，得知城内空虚、日军小分队即将离城执行押运任务，遂与分区司令员詹大南等研究决定攻克崇礼县城。随后，他率部奔赴太子城、砖楼一带，在冀察军区政委刘道生、参谋长易耀彩的亲临指挥下，依托周密部署和内线人员配合，顺利通过岗哨接近城东门。联络信号发出后，内线人员从里打开大门，段苏权等指挥部队分3路冲入伪县公署大围子和伪警察大队营房，迅速缴械俘虏全部日伪军，光复崇礼县城。至此，平北军分区主力部队发展到4个步兵团和1个骑兵支队，各县300至500人组成的县区游击队具备与日军正面作战、整营歼灭伪满军、拔除据点及解放县城的能力。
1945年8月15日上午8时，段苏权收到冀察军区司令员郭天民的电报，命令他和詹大南率领平北军分区主力攻占张家口。张家口是日本蒙疆派遣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真野五郎司令部所在地，自7月平北军分区部队攻下崇礼县城后，其东、南、北三面已受平北军分区威胁。段苏权接令后，立即命令副司令钟辉琨指挥各县支队围迫各县城，命新编第六团破坏宣化至南口铁路以断敌退路、迫敌投降，自己则与詹大南率第十团、第四十团、分区教导队、直属队等部于当晚赶到张家口以东15公里的青边口，先头部队进至距张家口10公里的羊房堡。
8月16日至17日，段苏权应日方请求，派代表与日军司令部洽谈投降事宜，遭日方以“只能向蒋介石的‘合法政府’投降”为由拒绝。根据上级通报，段苏权得知日军可能继续抵抗伺机撤退，傅作义先头部队正向张家口开进，兴和、尚义、张北一带的土匪武装准备配合傅作义部抢占张家口，经张家口的伪军也与傅作义部取得联系，遂决定武力攻占张家口。17日晚，詹大南根据晋察冀司令部电令，前往张北与苏联红军协同行动。19日，段苏权收到詹大南电报，得知苏军计划20日进攻张家口，要求其部从东南面配合进攻并破坏张家口至北平铁路以防日军逃跑，他当即召集团队干部会议，分析敌情并确定战斗部署。
8月20日拂晓，段苏权和分区政治部副主任王启刚率领各团队指挥员前往张家口以东1177高地察看地形，进一步明确战斗部署：派第十团一个连攻占榆林飞机场和十三里敌军营房以切断敌军退路。晨6时，他指挥部队发起进攻，第四十团迅速攻下东山坡南山碉堡，8时占领日本大使馆，军分区指挥所移至东山坡；第十团一部攻入荒井部队营房，主力占领火车站，该团二连按计划占领十三里营房和飞机场，下午3时，清水河以东地区全部被平北军分区部队控制。当晚，段苏权得知苏军在狼窝沟进攻受阻且定于22日进攻张家口。21日，防守狼窝沟的日军撤退，在人头山以西的甲官村遭第十团阻击，丢弃重武器装备绕道南逃；新编第六团和延庆县支队攻占康庄，截断日军退路。
8月22日，段苏权下令部队再次进攻，迅速占领清水河以东地区，侦察分队进入河西市区。下午3时许，从狼窝沟撤退的日军退入张家口并沿清河向火车站败退，遭第四十团阻击至黄昏。因受雅尔塔会议条约制约，苏军未能进入外长城以内，当晚，撤退的日军在人头山西侧山地遭阻击后，丢下重装备及马匹仓皇逃走。同日，在段苏权指挥下，新编第六团攻占怀来火车站，龙宣怀支队和何金海带领的游击队攻下花园发电厂和沙城，军分区副政委吴涛指挥新编第四团在沙河镇伏击南口至北平日军并缴获卡车两辆，崇礼支队再度收复崇礼县城，赤源游击队和民兵收复赤源县，察蒙支队收复康保县，有力配合了主力部队收复张家口。23日，段苏权指挥第四十团和第十团缴械最后一批从张家口溃退的日本人及龟缩在德王府的伪军头目和700余名伪警，下午3时市内战斗结束，被日寇占领8年的张家口回到人民手中，市党政人员在部队协助下接管事务，迅速恢复市内生产和社会秩序。
此次作战，平北军民共毙伤俘获伪军警2000余人、日军200多人，缴获步枪及轻重机枪1万多支（挺）、子弹500万发、火炮50余门（含榴炮20余门）、炮弹8万多发、小轿车不下100辆、军马数千匹及大批其他物资。8月25日，平北军分区受到晋察冀军区首长通电嘉奖，各参战部队均被冠以“张家口”荣誉称号。攻克张家口后，段苏权率部乘胜收复新保安及宣化、怀来、康保、赤源等周围10余座县城，以及张北、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等地。
新保安地处洋河之滨，背靠山区，地势险要，为兵家必争之地，守城的是伪蒙疆宣化省警察四大队（4个连600多人）。1945年9月15日，段苏权奉命率平北军分区直属机关和特务连从张家口乘火车直奔新保安，识破敌人以谈判拖延时间等待援兵的企图后，于傍晚带领政治部副主任王启刚、第十团团长李荣顺、政委吴迪察看地形，部署搭梯登城及火力配备等事宜。经过反复攻城和激烈争夺，于9月19日解放新保安，将战线推至南口一线，确保了西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实现南控华北、西扼晋绥。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9月，段苏权任热河军区司令员。10月，国民党军在《双十协定》签订后仍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受挫后转而部署全面内战并伪装和平。1946年1月，根据《停战协定》，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并派出执行小组，段苏权任赤峰第二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少将），参与赤峰第二执行小组和承德第十一执行小组工作，负责监察停战令执行、调处争议事宜及防止军事冲突。他遵照毛泽东“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及相关指示，在谈判中揭露美蒋破坏和谈的阴谋，解决军队停止地点、赤峰归属和驻军等问题，捍卫了热河人民利益，受到中共冀热辽分局表扬。
1946年7月，段苏权任承德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当时，美方和国民党代表在热河长官会议的时间、地点、人员等问题上多方刁难，在参会人员问题上，国民党代表要求萧克出席并否认李运昌为热河最高指挥官，段苏权当即指出萧克为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不应作为热河最高指挥官出席，李运昌作为当地最高指挥官应出席会议。后经协商和北平军调执行部确定，国民党军由十三军军长石觉出席，中共由李运昌出席，因美方和国民党代表阻挠，会议最终流产。为澄清事实，段苏权除向叶剑英报告外，于8月21日提交17号《备忘录》，指出李运昌为参会跋涉奔波体现中共诚意，揭露石觉称病不出席却参加跳舞晚会的事实，明确会议破裂应由国民党方面负责，该《备忘录》内容与实际情况相符。
1946年夏，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全面进攻解放区。7月，段苏权率领热河军民发起宁城进攻战。战前，他与政委黄火青、副司令员杨梅生等决定整编部队以解决“头重脚轻、根底浅”问题，其具体负责整编的第十三旅辖3个团，齐装满员，战斗力显著提升。随后，他与军区其他首长决定以第十三旅之第三十七、第三十九团及第十七旅之第四十九团由热河军区指挥进攻宁城，在召集旅团干部会议明确作战方案时，强调集中兵力打开突破口，规定不同方向的攻击时间，要求部队连续推进不给敌人喘息之机。入夜后，他亲自率部队多次发起攻击，经一昼夜激战攻克宁城，毙、伤、俘敌千余人，缴获迫击炮22门、轻重机枪58挺，取得攻坚战经验，为战略防御创造条件，受到冀热辽军区嘉奖。
1946年9月底，热东分区司令员丁盛、政委韦祖珍向段苏权请战攻打建昌镇，他采纳建议并共同制定围歼部署。建昌守敌为东北保安四支队、县警察大队及第十三军部队共约1500余人，装备较好，工事严密，戒备森严。段苏权指挥部队采取“敌进我进”战法，隐蔽突然行动，经18小时攻坚战全歼守敌，受到冀察热辽军区嘉奖。
1946年10月底，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冀热察军区组建，段苏权任政委，12月兼任军区司令员。该军区涵盖河北、热河、察哈尔3省相邻的察北、察东、热西、平北地区，由热河军区及冀察军区一部分合编而成，任务是坚持该战略要地，配合东北、华北、西北战场作战并作为将来反击的依托。当时，军区四面受敌，财政困难，面临5万余精锐敌兵的“扫荡”。段苏权与其他首长遵照毛泽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整顿兵力，突袭孤立之敌，取得赵川堡、崇礼等战斗胜利，歼灭傅作义部队部分有生力量。崇礼战斗后，12月15日，晋察冀军区首长来电祝贺，称其部一月内的几次歼灭战为坚持敌后创造范例并呈请军委通令表扬；18日，中央军委发电嘉奖冀热察地方兵团有功指战员。
1947年春，国民党军改为重点进攻解放区，冀热察军区在段苏权直接指挥下连续发起进攻，取得独石口、平定堡等战斗胜利，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高度赞扬。4月25日，毛泽东亲批的《军委转发聂萧罗关于冀热辽所属军区作战方针的意见》电报中指出，冀热察区在赵川、崇礼及独石口、平定堡的几次歼灭战打得好，认为此类作战可坚持扩大地区、壮大锻炼部队并配合关内关外作战。
1947年5月至7月，为配合东北解放军夏季攻势，段苏权指挥冀热察军区的独立第五旅、独立第十三旅日夜奋战，取得上黄旗、围场、隆化、爪地、旧屯等战斗胜利，歼灭蒋介石嫡系第十三军第四师约两个营及傅作义、石觉的两个骑兵团，解放围场、丰宁（大阁），完成上级任务，为东北夏季攻势提供直接配合，恢复热西区工作，使冀热察、冀察热辽区与东北解放区联成一片，结束被分割封锁局面，受到冀察热辽军区嘉奖。
1947年12月15日至1948年3月15日，东北解放军发起冬季攻势，段苏权接替黄永胜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奉命率部参战。1948年1月，国民党军将领陈诚集中5个军15个师兵力，从铁岭、沈阳、新民一线分3路沿辽河南岸扇状向西北推进，企图解阜新、新立屯之围，段苏权率部与第一纵队协同作战，于26日攻克新立屯，歼敌一个师。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22日，段苏权率第八纵队围歼北宁线中段北镇地区葛文碑、大薛屯之敌，扫清锦州以东外围据点。10月14日，解放军对锦州之敌发起总攻，他率部英勇作战，与兄弟部队于15日全歼范汉杰部10万余人。10月24日夜，东野司令部电令第八纵队以第十二师在原阵地阻击敌人，其余部队东进截断廖耀湘兵团南撤营口的退路。当时，八纵队处于辽西会战各纵队东南翼的外圈包围位置，面临态势不明、与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主力可能遭遇的严峻形势。段苏权强调，与敌遭遇后部队必须站得稳、顶得住，要求部队迅速行动、干部果断指挥、机关及直属队做好参战准备。25日3时许，部队紧急出发，他亲自指挥部队在辽西大虎山以南的赵家窝棚阻击廖耀湘兵团西进，继而切断其南撤营口、东撤沈阳的退路，于28日与兄弟部队配合全歼廖兵团10万余人，粉碎敌人重占锦州的企图。段苏权指挥八纵队历时52天参与辽沈战役全过程，部队得到全面锻炼，为进关作战积累经验，兵力从3.6万人发展至近6万人（含新编入的热河独立第八师及辽北独立团）。
东北解放战争结束后，黄永胜复任第八纵队司令员，段苏权改任东北军作战处处长。1949年4月，他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副参谋长，协助伍修权主管军队建设，负责组建的6个师后来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因军事技术训练成绩突出获志愿军司令部首长肯定。同时，他负责沈阳市卫戍工作并兼顾军工生产，为第四野战军南下提供了较好的后勤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
1950年7月，段苏权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负责组建东北空军领导机关。在朝鲜战争紧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参战前夕，他率部在4个月内修建和抢修14个机场，完成641万平方米土石工程，调整和修建30万平方米营房，组织接收大批空军装备，为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奠定物质基础。抗美援朝期间，他以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身份参与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工作，协助指挥中朝人民空军作战，将解放军传统战法与空军作战特点结合，借鉴苏联空军实战经验，摸索出适合志愿军的战术，在值班指挥中取得击落击伤美机61架的战果，获中央军委、空军首长祝捷和传令嘉奖。近8个月的指挥实战中，他总结空战经验，撰写《空军怎样进行实战锻炼》及《接敌运动、射击和脱离动作》《队形的指挥》等文章，印发空军各部队供参考，还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段苏权基于指挥实践对空军个别领导人上报的战果提出质疑，向中央军委写信反映，引起彭德怀重视并批示空军核实处理。经查实，空联司上报的击落敌机700多架实为300多架，中央军委责令空军检讨，个别领导人受到党内行政处分。他此举旨在正确估价敌我力量对比以确定战术，培养部队实事求是作风，反对浮夸。
1955年1月，段苏权任华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兼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主任。他将中朝人民空军作战经验运用于华北军区空军训练，提高了部队训练质量和飞行安全，飞行事故率低于全军平均水平；在院校教学中，融合苏联空军战役战术理论与志愿军空军作战经验，为空军培养了一批具备良好理论基础的人才。
1963年，段苏权作为中共中央驻桑怒工作组组长参加援老抗美斗争，1968年，段苏权回国后任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政委。1955年，段苏权获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任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及法律委员会委员。1972年10月至1977年11月，段苏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1977年12月至1983年5月，段苏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等职。1993年9月28日，段苏权在北京病逝。
人物事迹
负伤致残
1934年10月，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前身）准备从贵州返回湘西前，任命18岁的段苏权为独立师政委。段苏权与师长王光泽率800余人（配备400余条枪）奉命留下开展游击战，以掩护主力东进。
在黔东的20多天里，段苏权与王光泽率独立师进行大小战斗20余次，调动和牵制敌军1万多人，成功完成掩护主力向湘西进军的任务。此后，二人率独立师欲东进湘西与主力会合，途中遭敌军围攻，所属200多人被敌分割，遭遇民团袭击后几乎全部牺牲。段苏权、王光泽遂率主力600多人进入梵净山，于11月25日从贵州松桃县进入四川秀山县，进抵古镇梅江场。进攻过程中，段苏权率通讯班几名战士走在队伍前面，行至梅江场中街时，遭隐蔽的敌人射击，一颗子弹打穿其脚踝骨，他因此失去支撑倒地，后被战士背下。随后，部队攻占梅江场，开仓济民，于次日撤出。
段苏权右脚踝粉碎性骨折，无法站立，被王光泽和警卫员扶上马后，因伤势过重，血不断滴落，后被劝说上了担架，血迹一路延续。面对各地民团的围追堵截，部队出现人员牺牲、被俘、失散的情况，且弹尽粮绝，陷入绝境。段苏权躺在担架上，因伤势无法指挥战斗，需4名战士轮流抬行，他对此深感困扰。
当时，段苏权因伤脸色苍白，伤口缺乏药物治疗，难以在短期内愈合。王光泽考虑到部队需尽快前往湘西与主力会合，且带着受伤的段苏权行动不便，便向其提出将他就地寄放养伤的想法。段苏权意识到留下后的危险，但为避免因自己耽误部队行动，同意了这一安排，并让王光泽迅速带领部队离开。
乞讨回家
段苏权拄着双拐，以行乞为生，在陌生的山路上艰难前行，心中惦记着独立师的战友。他当时并不知晓，独立师已于1934年11月28日全军覆没，师长王光泽被俘后，于12月21日在四川省酉阳县龙潭镇被敌人杀害。
段苏权一路乞讨至湖南花垣县茶洞镇，在当地一个土地庙讨得2000多枚铜板，作为回家的盘缠。但这些铜板被一名恶丐抢走，因脚踝未愈，他无法追赶。
之后，段苏权仍以乞讨获取残羹剩饭维持生计。一日，一位老乡告知他，团总已知其红军身份，准备对他下毒手。得到消息后，段苏权立即逃离茶洞镇，继续乞讨前行数百里，抵达湘西永顺县的王村镇。
王村镇的酉水为沅水支流，有直通岳阳的水路，段苏权遂产生经岳阳返回茶陵养伤的想法。他到河边向一艘准备驶往岳阳的运米船老板请求乘船，因口音问题，老板起初未能理解。段苏权曾读过私塾和高小，便用船上记账的笔写下“湖南茶陵人”五个字，船老板见其字迹苍劲有力，对他另眼相看，同意其乘船。段苏权在船头一角安置，随船抵达岳阳。到岳阳后，在他人帮助下，他登上一列装煤的火车。
1935年7月17日，段苏权在醴陵站下车，之后继续沿路乞讨，抵达攸县皇图岭车站。
受老乡救助
段苏权在攸县皇图岭车站徘徊时，头发杂乱且长满虱子，身上讨来的破棉袄因曾在煤堆里滚动而油黑发亮，腋下磨破露出板结的棉团，四川期间得到的拐杖也已变形，面容憔悴、蓬头垢面，但仍保留着茶陵乡音。期间，一名茶陵籍老乡主动与他搭话相认。
这位老乡名叫刘维初，出身贫苦，在醴陵渌江桥附近经营一家小豆腐店。当日，刘维初在皇图岭圩场办事，见众人围观衣衫褴褛的段苏权，听出其茶陵口音后心生恻隐，在了解其来历与境况后，决定给予帮助，而非仅施舍钱财。
刘维初将段苏权接至家中。在豆腐店，段苏权自乞讨以来首次理发，摆脱了头虱困扰，换上干净衣裳，恢复了本名与常人模样，并开始接受脚伤治疗。
段苏权在刘维初的豆腐店住了42天，身体基本恢复，已能直立行走。他随后给茶陵县尧水乡高径村的父亲写信，父亲借得十几个大洋，酬谢刘维初后将他接回家中。
回到家乡的段苏权一心想寻找红军，他知晓红军已前往西北抗日。1937年9月，曾参加红军、长征至西北后被俘并成为东北军勤务兵的老乡谭毛苟回乡探亲，段苏权从他口中获知了诸多红军的消息，精神为之振奋。
段苏权向谭毛苟要来军装和休假证作为护身符，前往太原，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他的老上级任弼时，任弼时见到他极为惊愕，因此前以为他已牺牲并为其开过追悼会。他激动地拍着3年来渺无音信的师政委，对其生还表示欣慰。
段苏权向任弼时汇报了自己3年来的经历，任弼时对李木富、刘维初的义举予以赞扬，并表示革命成功后应予以感谢。
此后，段苏权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为著名将领。
寻找救命恩人
段苏权始终铭记刘维初的恩情。全国解放后，他便来信询问刘维初的情况。1950年，时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段苏权，派人专程前往茶陵看望刘维初，并将其儿子刘卿陶接到沈阳，送入大连工程学院学习。
除了时常给刘维初寄钱，段苏权还曾将他接到北京家中居住，并提出让其长期留下，但刘维初因习惯劳动、不适应闲居生活而返回老家，1983年病故。
段苏权时常因脚上的伤疤想起四川大山里的恩人。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计划前往当年战斗和蒙难的川东地区寻找救命恩人，却未能如愿。改革开放后，政局稳定，他再次萌生寻找的念头。
1983年10月6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借参加四川秀山县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成立大会之机，回到了当年战斗及蒙难的故地。在当地领导陪同下，他走遍蒙难地区，访问干部群众，查看了5个山洞，因年代久远且当年未向李木富透露姓名和身份，未能找到恩人下落。因公务繁忙，他只得委托秀山县党史部门继续寻找，随后回京。
段苏权返回北京后不久，他到过秀山的消息传到了李木富耳中。李木富十分激动，让大儿子告知秀山县委领导当年掩护红军的经过。秀山县党史办干部随即前往李木富家中了解情况，最终厘清了1934年那段往事发生在雅江乡丰田村，并找到了当年救护段苏权的几位老人：时年86岁的李木富、94岁的苏仕华，同时得知李木富的妻子杨桂花已去世。
段苏权看到秀山县党史办寄来的几位恩人的照片时，十分激动，他在给秀山县委的信中写道：“见到几位老人的照片，我是多么地高兴呀！他们无愧于红军的亲人，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尊敬和爱戴。”
亲属关系
获得荣誉
人物评价
段苏权在十年内战时期，曾任中共黔东特委书记、独立师政委，在掩护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的过程中受伤致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平北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冀热察军区政委兼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等职。期间，为平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晋察冀与冀东战略联系的保障，以及华北军事重镇张家口的收复发挥了作用，为巩固扩大解放区、粉碎国民党进攻和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建国后，段苏权在抗美援朝、军事教育等领域均有重要贡献。(陈利明 吕芳文评)
“这个人有办法，能吃苦，能经受挫折，有韧性，对事业忠诚。”在湘赣地区，段苏权曾参与根据地建设和地方工作。红军时期，他担任过独立师政委，并在四野八纵担任过司令员。他还参加过三人小组，与美国人和国民党进行过政治斗争。（任弼时评）
参考资料 >
段苏权:历尽艰险重回革命队伍.中国军网.2025-07-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 段苏权.抗日战争纪念网.2025-07-24
漫漫报恩路“乞丐将军”几十载苦寻救命恩人.人民网.2022-07-26
【红色故事】段苏权与“红军桥”“红军洞”的故事.渝眼tv.2024-03-24